在公共灾难面前，诗歌不得不成为一种谨慎的写作。

阿多诺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那些带有蕾丝花边的漂亮语言在大屠杀面前会显得廉价而刺目，更因为浪漫主义的抒情对于大屠杀与现代性之间那令人瞠目的关系缺乏醒悟。阿多诺的意见提醒我们，现代诗歌不是一种语言的热情涂鸦，至少不应当使“轻浮”成为指责“轻浮”自身的理由。

王久辛的长诗《香魂金灿灿》(刊于《中国诗歌》2011年第2期)是为“中国玉树地震百日暨汶川地震两周年祭”而作，和多数纪念抗震救灾的诗歌一样，泪水、苦难、希望也是这部作品的主要素材，但是显然诗人对这些素材做了更深的加工。诗人意识到当灾难最初的撕肝裂胆已经渐渐消隐，重新以诗歌这种方式介入地震题材时，只凭着情绪激动的道义表态是远远不够的，“这思念/使我们寻常的思念/显得轻浮，显得浅薄”。

作为一部厚重的祭奠之作，《香魂金灿灿》首先是一部安魂曲。作品各节均以“圣香飘飘，萦绕净界/境界无边，香魂弥漫”作结，营造出一种悼念亡灵的统一混响效果。诗人的诗情来自于跋涉途中的收获，“我一路奔来/满眼金黄/奇香夺魂摄魄”，此前灾区的惨状已被“黄花喷放的奇香”所代替，黄花是祭奠之物，是对亡魂的抚慰，同时怒放的黄花更是蓬勃生命力的象征，诗人为这沿途的盛景所吸引，由此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对生死这一终极命题的思考之中。

虽为祭奠之作，然而在这部长诗中，相比较于悲哀和悼亡，王久辛更看重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与追问。诗人写道，“追问人，追问人活着/与死掉的，区别/追问人生来要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光荣/干什么可耻”。生死之所以引人深思，是因为猝然而来的灾难和不可抵抗的死亡使生命显得脆弱而纯粹，古人也同样感慨：“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无论是富贵还是贫寒，死亡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没有任何特殊性与豁免权，因此这就又回到了那个古老而朴素的问题――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何“正视灵魂，正视我们的肉身/包裹着的欲望，以及/欲望内部，丑恶的/种种贪婪，正视/我们的人生，蕴含着的/高贵，与纯粹”？

关于生死意义的辩诘，诗人不是纯粹做哲学意义上的推演，而是把鲜活的社会内容带入到诗行当中，对诸如“富士康十二跳”等引发热议的社会事件进行反思，这不仅使得作品体现出真实的在场感和生活的质感，更赋予长诗以“随想录”的品质。或许在诗人看来，在现代社会，生命的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传统道德水准的自我维系，也在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在于对社会现代性追求的推动。这一看法实际上同当代文坛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反思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地震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然而比之于地震造成的巨大生命创痛，人为造成的心灵戕害则更让诗人感到痛心。颓圮的篱墙可以重建，重创的心灵如何抚慰？“我觉悟了/灾难背后的意义，明白了/一位心理疾患者的，康复/要比，重建一座城市/还要，艰难”。更进一步讲，灾区民众需要心理疏导，而日常生活中的心灵健康更不该长久地被漠视。在现实生活中，王久辛是教育改革的积极谏言者。在他看来，压迫式教育会给孩子们造成人格上的缺失，“就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悲悯，更不会理解/真正的大善……”这样的判断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感叹生死是抗震诗歌常见的主题，而《香魂金灿灿》一诗悲天悯人却不沉溺，而是纵深进入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建构当中去，对生死的思考富有见地，也彰显出人文精神的质感。

《香魂金灿灿》无疑是凝重而大气的，作品最大的启示意义就在于“向死而生”，即引导读者在死亡面前仔细参透“活着”的意义。的确，“好好活着，像真正的/人/那样，安详勤恳/忘我地创造着，生活着”，这不仅是告慰亡灵的最好方式，实际上也应当成为日常生活最深刻的法则。(张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