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投降后，难民群体蜂拥还乡，一度繁华的小城显得格外空旷和冷清。文坛也骤然间一片萧索。李麦宁忍受不了这种寂寞，在新婚妻子张灵珠和一些友人的支持下，创办了《离骚》杂志。一九四六年创刊，一九四八年停刊，共出十二期。收入《诗文史料汇辑》的同时代人黄炜回忆文章说：“《离骚》出版后，给山城一大批爱好文学的青年开辟了新园地，许多从未发表过的‘处女作’纷纷投向《离骚》，每期出版后青年学生争相传阅。……《离骚》杂志对贵阳文艺活动，起了促进作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一九四八年八月，《离骚》第六、七期合刊居然刊出欢呼解放在望的诗：“跟着闪电，我将要来了，/跟着暴风雨，我将要来了，/跟着人民的灾难，/我宣告，我将要来了。/像一阵狂风，/像一阵雷雨，/带着那强劲的队伍，/我宣告，我将要来了。”（吴昉《宣告》）。《离骚》受到广泛的赞誉，一介寒士的创办者却为它吃尽苦头。首先是经费艰难，不仅自己罄其所有，连妻子的首饰都卖了，直至山穷水尽才被迫停刊。此外更有政治上的压力。有一期因刊出一篇揭露某医院院长贪污劣迹的文章而被全部没收，他还被警察局传讯。一次以杂志社名义筹办的纪念屈原音乐诗歌晚会被勒令取消。他参加创办的贵州文协也被明令取缔。

    解放伊始，他在街上见到军管会对旧职人员进行登记的告示，前去登记。《离骚》杂志创办人和文通书局校勘人员的经历，引起相关负责人刘子毅的注意，约他面谈后说：正在筹建省出版社，需要他这样的专业人员，大约两三个月后开始进人，让他回去等候通知。他本职工作是教书，随即参加了“中学教师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分派到惠水民族中学任教。刘子毅听此情况说：既已去了，就教一个学期吧，放了假我来办调动手续。但不等学期结束，李先生就改变了主意。他亲见偏僻山区的赤贫景象，山民孩子上学的无比艰难，不忍心离开他们了。此前在战乱中，他多次谋求教职，只是权宜之计；后来还为办杂志而辞职离校。这回却是决心以之为终身事业了。以他的业务素养和敬业精神，不可能不优秀，多次获得先进荣誉。他先后在过三所学校：从惠水民中调龙里中学，再调清镇一中，后参加创办站街中学并任教十一年，又调回清镇一中，直至退休。“文革”初期，李先生被造反派揪斗了七十七次。这个数字是他一次一次精确累计下来的。有人说这是记“变天账”，他说人生纪念不可忽略。我问他，揪斗中最凶狠的人中间，有没有旧日的学生？他说：有。

    李先生待人接物之谦和恭谨，应加“超常”二字。第一次见面，这一特点令我惊异和慨叹：从豪宕洒脱的青年诗人到谨言慎行的老教师，这反差也太强烈了，令人难以接受。同时不胜惋惜：教师易有，诗人不易有，他那一次人生转轨太轻率了！第二次晤谈，听他讲述弃文从教的过程后，才理解了他的选择，而且肃然起敬。

    前不久与学洙再去看李先生，他一再说：如果不是那年与你们认识来往，我现在还陷在痛苦之中，并且强调：这是实话！这是实话！我开始以为他是多礼，随即感到了这句话的分量，看见青年诗人的灵魂，从老教师的温文尔雅中透出来了。试想一个神经敏感得像风铃的诗人，一个写下“骆驼需要饮水/我也需要片刻的宁息/解下沉重的背囊/像解下繁杂的心情”，“我是草原的恋人/又是沙漠的歌者/在烽火中/又是坚贞的戍卒”这样诗句的诗人，一个翻译过雨果、裴多菲、波德莱尔的诗人，在一种不能谈诗、无人可与谈诗的环境氛围中，度过了几十年，那长夜失眠式的寂寞苦熬，那强制深锢在心底的痛苦，会是如何的沉重和浓烈！是《贵州新文学大系》的选家，把他像地下文物似的发掘出来。是时代还给了他与朋友从容忆往、谈文说艺的权利和心情。他一再说：我现在很快乐！很快乐！

    现在《麦宁集》正式出版了，清镇为他举办了隆重的首发式，与会的众多友人和学生像过节一样高兴。麦宁先生真的很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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