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1日，蒋鼎文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1936年12月初，他被蒋介石召至西安委任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再次派往内战前线与红军作战。但蒋鼎文尚未离开西安赴甘肃平凉前线，即发生了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东北军、西北军领袖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在西安城内拘禁扣押了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10余人，因蒋鼎文与张学良有私交，12月17日，张学良让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何应钦的信函，从西安飞往南京，向南京国民政府传递信息，并陪同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谈判。当蒋鼎文即将离开南京时，其夫人蔡文媛在机场哭哭啼啼、不愿其夫再入“虎穴”，自投罗网，但宋美龄对蔡说：“你是一个国家大员的夫人，一切事情应以国家为重，不能凭夫妻感情来阻止丈夫为国效忠。”当飞机飞抵西安时，张学良亲往机场迎接，张学良拍着蒋鼎文肩膀说：“铭三兄，你是好汉，果然不怕死，又回来了。”蒋鼎文答道：“副司令是大好汉，我是小好汉。”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途中在洛阳停留，刚下飞机，蒋介石立即要求张学良放回蒋鼎文、陈诚、陈调元、卫立煌四员大将。27日，蒋鼎文等被释放回南京。

蒋鼎文在西安事变中，为蒋介石的安全奔走于西安、南京之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表现了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同时，他也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事变后，蒋介石更加器重这位“拼命三郎”，蒋鼎文也居功自傲，到处演说，出尽风头，抬高了他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的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鼎文被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兼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第十战区的基本部队是蒋介石得意门生胡宗南的队伍。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佼佼者，在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当上师长、军长，1937年抗战刚开始时他已经当上了军团长，超过了他的许多老师，这与蒋介石的有意扶持是分不开的。胡具有通天的本领，只听命于蒋介石。尽管胡对蒋鼎文表面上客客气气，“老师长、老师短”叫得很勤；但却阳奉阴违，经常不买蒋鼎文的账。一次，蒋鼎文对刘峙说：“不要说让胡宗南服从我们，就是我们想服从他，也摸不清他鬼头鬼脑的意图，真伤脑筋。”1938年4月，原中共重要领导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借清明节祭祀黄帝陵之机叛逃，投奔蒋鼎文。蒋鼎文接受了张的要求，当即让张乘坐自己的汽车返回西安，并转送到当时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武汉，使其为国民党效劳。

蒋鼎文主政西北期间，滥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他深知蒋介石对下属“只准腐化，不准恶化”的政策，徇私枉法，贪污成性，狂嫖滥赌，成为有名的“腐化将军”。蒋鼎文通过贪污受贿、投机经商所聚敛的私产，数额巨大，据蒋鼎文的私人账房陆怡霖说：“西北最大的资本家毛虞琴、古凤翔的财产，只不过蒋鼎文的零头数。”他虽有一妻两妾，还强占了西安京剧名角粉牡丹。长期的淫乱，使他染上了严重的性病，由花柳病专家杨槐堂作为贴身医生，专给他治性病，杨槐堂也因此受宠，一直追随蒋鼎文做到军医处长，当时在军中成为笑柄。日本侵略军在黄河北岸济源县一带，到处张贴蒋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的宣传画，可谓对蒋刻画得入木三分。

黄埔军校开幕典礼铜质纪念币。

1941年卫立煌任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黄河北岸中条山失守后，黄河防务受到威胁，卫立煌被免职，蒋鼎文被调往洛阳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指挥第一战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1944年4月，日寇为打通华北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号称“世纪大远征”。18日，日军渡过黄河，进入河南，企图把中国切割为两部分。日军投入的兵力约有五六个师团及一个装甲旅团，总兵力不足12万人；而国民党军参加会战的兵力超过40万，三四倍于敌人。

但蒋鼎文耽于宴乐，准备不足。战前他曾召集过所属军以上将领会议，但没有研究出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也没有任何调整和加强，只是研究了军官眷属、行李、文件迅速后撤的计划。因此，在日军的攻势面前，蒋鼎文、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的国民党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5月4日，日军进抵洛阳以南20里之龙门。次日，蒋鼎文下令将洛阳重要桥梁炸毁，以阻日军前进。26日，洛阳失守，蒋鼎文率部退至伏牛山区。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蒋鼎文失地千里，38座城池被敌攻陷，并损兵20多万。中原战败，全国震动，舆论哗然。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