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昧其人
    王实味(1906-1947)，本名王诗薇，王实味是他常用的笔名，还用过叔翰、实微、诗味等笔名，河南潢川人。1925年9月考入北大文科预科。他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因与党支部书记同时爱上一位女同学，而受到支书的指责，负气不再参加组织生活，而脱党。在北大读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晨报副刊》发表短篇小说《杨五奶奶》。1927年，因经济困难而辍学，旋到南京国民党党部机关当小职员，业余仍进行文学创作，曾在《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刊物发表小说《毁灭的精神》《陈老四的故事》《小长儿与罐头荔枝》等，并出版中篇小说《休息》。1929年到上海，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先后出版了德国霍普特曼的小说《珊拿的邪教徒》、法国都德的《萨芙》、英国高尔斯华绥的《有产者》、英国哈代的《还乡》、美国奥尼尔的戏剧《奇异的插曲》等名著。他追求进步，向往革命，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同年重新人党。继而调到马列学院(后改组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此期间曾翻译200万字的马列主义著作。由于他性情乖僻，自恃孤傲，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时，他因在3月份《解放日报》连载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而导致对他进行大规模的严厉批判，并最终遭到横祸。
    《野百合花》主要内容摘录
    “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虽略带苦涩，不是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出一些消息。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暗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细听着：‘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的XX同志还不也是这样!’‘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XX。对上是必恭必敬，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一点也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他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的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他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在衣服上(笔者有自己所谓‘干部服小厨’级阶，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均两餐稀饭(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对王实昧批判的主要内容摘录
    范文澜：“粪土堆里长了几棵小小的野百合花，不经意的望去，似乎也还有几分姿色，仔细一研究，原来枝枝叶叶都充满着要人性命的毒汁。”“总括《野百合花》的实质所在，就是企图号召某些落后的青年起来反对党，破坏党，使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适合王实味同志所幻想的宗派，而他高高在上当一名‘大头子’。”张如心：“他利用青年的弱点去号召他们反对党的领导。”“王实味的反党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比日寇和反共派还要危险。因为内部来腐蚀我们，破坏我们，他用‘左’的词句掩盖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他把政治家与艺术家、老干部与新干部对立起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人立场是反动的，这种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王实味抗拒对他的批判
    “两个多月以来，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他总是狡辩，毫不认错，昨天早晨他还对我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没有发现我的错误。’党委又委托了五个同志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范文澜语)。“今天上午，王实味向党委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去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他是一个这样顽固的人，不愿意接受党对他的教育，他将走上一条多么危险和不可救药道路啊!”(《斗争日记》6月2日)。“王实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并且说：‘我的观点不对，为什么你们不早教育我呢?’他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斗争日记》6月4日)。“院部几位负责同志和我们大家抱着与人为善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挽救他，可是他至今还没有诚意接受大家对他的帮助”(罗迈语)。“我们用尽苦心，想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我们可以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范文澜语)。“他的态度活像一个流氓，在‘耍死狗”’(罗迈语)。    
    王实昧被处死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经凯丰、毛泽东签批，送中央组织部备案。1943年4月1日，王实味在“抢救运动”中被康生(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下令逮捕，关押在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1946年，延安有关方面对王实味案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中央社会部奉命将王实味押送到黄河以东的晋绥根据地。途中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一个包狱。晋绥公安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昧就地处死。1947年7月1日，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干部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偏僻的山隅，用砍刀杀死后置于一眼枯井中。(参阅徐一青《王实味撤离延安及被秘密处死的经过》)
    为王实昧平反
    在王实味家属的强烈要求下，自1979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经过艰苦、复杂的调查取证工作，使此案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为平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委会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选用了毛泽东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捕人、杀人”的问题时，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说话。”
    1986年8月，当《毛泽东著作选读》正式出版时，在王实味的注释条中称：“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但这只能说为王实味作了初步平反，不是彻底平反，因为他的“托派”帽子还没有摘。况且，像这样的作法，还不是履行了必要的组织
手续，不能算正式平反。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工作，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称：“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公安部同时正式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了这个决定。至此，历时半个世纪的冤案，经过12年的周折，最后画上了句号。但还不能说是一个圆满的句号，因并没有给他恢复党籍。
                                             摘自《文史天地》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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