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写的文章分为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政论文章四类。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小众”,不是 “大众”.第三类虽是面对“大众”,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政论文章是狭义上的文章，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章。
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是以政论文为王的，有许多最优秀的篇章恰恰出自政论题材和政治家之手。
毛泽东是熟读并仔细研究过前人的政论文的，汲取了他们的营养，也学习了他们的技法。毛最佩服贾谊，说他是两汉最好的政论家。毛还推崇范仲淹、曾国藩，说他们既能做事，又会写文章。他又曾有一段时间模仿梁启超的文章，说梁是他写作的老师。他最推崇鲁迅，说：“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说朱自清的文章也好，但不如鲁迅有战斗性。毛泽东是仔细研究过怎样把政治写得更文学一些的。
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哪里？政治是理，文学是情；政治是权力，是斗争、夺权、掌权，是硬实力；文学是艺术，是审美、怡情，是软实力；政治文章可以强迫人接受（如布告、命令）；文学作品只靠情与理来吸引人阅读。政治是要服从遵守的，文学是可以欣赏的。
政论文章也是毛泽东写得最多的一类，而且大多都写成了美文。
关键是有自己的思想 高屋建瓴，唯求一新
思想即文章的观点、主题、立意。这是政论文的灵魂。一篇文章总要给人一点新的思想，读了才有用。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革命斗争：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样讲战略战术：
“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3页）
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不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9至340页）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美其名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
永不脱离实践 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
重庆谈判，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当时国民党并无诚意，不断制造摩擦，党内外最担心的是毛在重庆的安全。毛在重庆说不要怕摩擦，你们狠狠打，你那里打得越好，我这里越安全。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他又讲了谈判会场外面的形势：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然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他要谈，我们就去谈；他要打，我们就打。
中学课堂上作文，老师就开始教“夹叙夹议”.毛这里就是夹叙夹议，但他是这样地举重若轻。谈判和时局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不乏文学叙述的美感。你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哪里像政论文？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经常被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这就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着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