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谈鲁迅:他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

时间:2014-01-02 12:51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梁衡 点击: 载入中...

鲁迅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写的文章分为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政论文章四类。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小众”,不是 “大众”.第三类虽是面对“大众”,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政论文章是狭义上的文章,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章。


  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是以政论文为王的,有许多最优秀的篇章恰恰出自政论题材和政治家之手。


  毛泽东是熟读并仔细研究过前人的政论文的,汲取了他们的营养,也学习了他们的技法。毛最佩服贾谊,说他是两汉最好的政论家。毛还推崇范仲淹、曾国藩,说他们既能做事,又会写文章。他又曾有一段时间模仿梁启超的文章,说梁是他写作的老师。他最推崇鲁迅,说:“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说朱自清的文章也好,但不如鲁迅有战斗性。毛泽东是仔细研究过怎样把政治写得更文学一些的。


  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哪里?政治是理,文学是情;政治是权力,是斗争、夺权、掌权,是硬实力;文学是艺术,是审美、怡情,是软实力;政治文章可以强迫人接受(如布告、命令);文学作品只靠情与理来吸引人阅读。政治是要服从遵守的,文学是可以欣赏的。


  政论文章也是毛泽东写得最多的一类,而且大多都写成了美文。

 

 

  关键是有自己的思想 高屋建瓴,唯求一新

 


  思想即文章的观点、主题、立意。这是政论文的灵魂。一篇文章总要给人一点新的思想,读了才有用。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革命斗争: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样讲战略战术:


  “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3页)


  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不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9至340页)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美其名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

 

 

  永不脱离实践 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


  重庆谈判,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当时国民党并无诚意,不断制造摩擦,党内外最担心的是毛在重庆的安全。毛在重庆说不要怕摩擦,你们狠狠打,你那里打得越好,我这里越安全。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他又讲了谈判会场外面的形势: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然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他要谈,我们就去谈;他要打,我们就打。


  中学课堂上作文,老师就开始教“夹叙夹议”.毛这里就是夹叙夹议,但他是这样地举重若轻。谈判和时局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不乏文学叙述的美感。你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哪里像政论文?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经常被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这就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着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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