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一生最伟大的并不是他的赫赫战功，而是他鞠躬尽瘁地为人民无私奉献，忘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对手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本文选摘自毛泽东卫士李家骥的回忆录《领袖身边十三年》，他在书中回忆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周总理三次流鼻血，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周总理日理万机、辛劳繁忙的一生。
建国前夕 主席惊呼：“恩来，你的鼻子流血了”
杨庆旺：主席和总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携手共进，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努力奋斗中，肯定有很多感人故事，您能多讲讲总理勇挑重担，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工作的故事吗？
李家骥：这方面的故事很多，我就讲讲亲身经历的“总理三次流鼻血”的事吧。
建国前后，总理和主席一样在中央首长中是最忙最累的。在某方面，尤其是统战、行政、外交等方面总理更忙，因为这是他具体负责的工作。他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了觉，甚至累得流鼻血。
1949年3月，中央机关进北平暂住香山双清别墅。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城里、山上两头忙，常常夜里，主席在住处召开书记处会。
17日下午，主席起床在院子里散步，他叫叶子龙来，让他通知晚上书记处开会。叶子龙问几点开？他考虑了一会儿说：考虑恩来时间吧。因为周总理白天在市里工作，再回到山上。担心总理事多怕办不完，还有中间路远占用时间多，到山上很晚了，叶子龙决定8点在主席处召开书记处会。
到晚上8点钟，朱老总、少奇等都来到主席处，只有周总理未到。叶子龙马上与城里联系，那边说已上山了。又查沿途有关部门，才知道周总理离开北京饭店，又到六国饭店等地看张治中、邵力子等民主人士去了。结果拖延了时间，到晚上11点才返回来。大家虚惊一场，当时北平治安不好，大家都怕发生意外的事。
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汪东兴长出一口气后，责怪起周总理的卫士成元功来，批评成元功：“为什么不提前报告，让大家担惊受怕？别说找不到首长，连你也找不到了！以后有事必须打招呼。”成元功有点不服气地说“没时间了。”周总理也为他的卫士开脱说，确实来不及了。
因为大家等了三个多小时，心里也有话想说，首长们也参加了争论。
朱老总说：“以后有事应打招呼，不然大家着急担心。”
主席很有些同情周总理：“这也难怪，恩来一天事太多，忙不过来。”
朱老总又感慨地说：“过去我们在农村很方便，现在到了大城市，反倒不方便了，我们要随着条件变化而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周总理听了一会儿大家的意见，认为有道理，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现在接着开会吧。”
主席：“好，那就先听你说说城里的情况吧。”
于是周恩来谈起和民主人士接触以及政协会议的准备情况。
“恩来，你的鼻子流血了。”没谈多长时间，主席有点惊慌地说。
大家一下子把目光都聚到周恩来的鼻子上。
这时周恩来下意识地捏住鼻子，说：“拿毛巾！”
我当时值班，听说周总理鼻子流血了，马上跑进会议室，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抓了我一下，说：“还不快找医生去！”
我以为应先止住血，便马上拿来湿毛巾送给周总理，但主席却埋怨地说我：“赶快找人去！”
当时门诊所在山上，要走一段路程，我怕救不了急。
这时成元功也进来了，他并不像我们那么慌忙，他说“不要紧。”说着，把酒精棉递上去。
“这有什么用？”主席生气地说。
“主席，周总理老流鼻血，都是这样处理的。”成元功解释说。
“为什么不早报告？”主席一边批评一边来到周总理身边，并用湿毛巾轻轻放在周总理的额头。其他首长也都来到周总理身边，那种情景是很感人的。
周总理的鼻血止住了，大家也平静了下来。
朱老总首先心痛地说：“恩来，我们不知道你老流鼻血，这样下去不行啊。”
“不要紧，是因睡觉少，多睡觉就好了。”
主席提议说：“会议就开到这里，明天再开。”
但在周总理一再坚持下，会议还是接着开下去，直到下半夜3点多才结束。
第二天，主席一起床就让叶子龙打电话询问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听说好转才放下心来。
事后主席找了傅连，让他从医疗角度多关心中央领导的身体健康。他还批评了汪东兴，说不掌握领导同志的身体情况，这是官僚主义。汪东兴又教训了成元功一顿。成元功仍然不服气地说：”周总理有话，不让我说，我怎么办？“谁的责任都不好追究，只好不了了之。
首次访苏 要求“千万不要惊动苏方”
杨庆旺：周总理第二次流鼻血发生在什么时间？
李家骥：这一次发生在莫斯科，当时是毛主席第一次访苏。
毛主席一行先抵达苏联后，根据主席指示，周总理带一个庞大的谈判队伍于1950年1月20日也到达莫斯科。一开始时，苏方为总理等人另安排了宾馆，但主席深知总理肩上的重担，为了避免总理两头跑，也为了研究工作方便，还是让总理搬到主席住的别墅的二楼。
总理来到莫斯科后，马上投入了工作。
1月22日，中苏开始正式会谈。总的说，会谈还是顺利的，在每个重大问题的会谈中，常是斯大林让中方先发表意见，而中方的原则意见又常常是毛主席先提出来，再由周总理具体说明，或与苏方讨论。在个别问题上斯大林和苏方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原则问题上则据理力争，决不让步。
1月28日，天已很晚了，总理还没从城里回来。主席很不放心，因为不久前陈伯达外出时出了车祸。他让汪东兴与李富春联系，搞清怎么回事。主席一直等着总理，想和他一起吃晚饭并研究工作。到晚上11点总理才回来，主席这才放下心来，并马上安排一起吃饭，边吃饭边研究问题。
于是主席、总理、王稼祥大使、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一边吃饭，一边听总理汇报与苏方谈判的情况。
没想到进行到中间时，总理的鼻子又出血了。这次主席有了经验，马上喊警卫来帮忙，我也马上拿来了湿毛巾，又告诉何谦取酒精棉。何谦更不着急，他说总理口袋里就有酒精棉。毛主席见何谦不着急的样子生了气，他说：“总理流鼻血，还不赶快拿出酒精棉！”
何谦说：“最近总理好几次流鼻血。”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毛主席更生气了。
王稼祥马上解释道：“总理这些日子太累了。”
主席还没消气，他大声说：“打电话，赶快让朱仲丽来。”
叶子龙马上去挂电话请朱仲丽。
总理稍稍有所缓解后，主席又提出是否请苏方医生来给总理治病。
周总理马上说：“千万不要惊动苏方。”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事情就大了。”王稼祥也说。
主席听王稼祥这么说，也不说别的了。
王大使说得有道理，一是怕苏方增加麻烦；二是因为总理是谈判的主角，如果总理病了，让苏方知道了必然会影响谈判进程。
最后，还是朱仲丽负责此事，让她每天来为总理治病。主席指示朱仲丽在谈判期间，绝不能让总理病倒！
在主席关怀下，经朱仲丽精心治疗和大家的照顾下，总理在谈判期间再没有流鼻血。胜利地完成了谈判任务。
整个会谈过程中，周总理始终是中方的主要发言人。条约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主要由周总理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定。而在这些本来是双方共同进行的工作中，周总理也是主要角色。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拟，开始由苏方根据双方达成的意向行文。草稿写出后，中方不满意，于是周总理亲自动手，用两天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苏方看后表示满意。他们没想到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起草出这样高水平的文件。后来，一位苏方人员颇有感慨地说：“你们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啊!”
条约和协定签字后，中方要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名义举行答谢宴会，斯大林破例出席。宴会规格很高，高朋满座，气氛极其热烈。斯大林和毛主席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人物。其中周总理祝酒辞在宴会中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根据酒会事先安排由周总理致祝酒辞，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事先总理把发言稿给费德林看过，并由他译成俄文拿在手中。总理临场讲话，没拿发言稿，2000多字的祝酒辞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费德林翻译和表达得也好，赢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抗美援朝时
止住鼻血，与主席继续谈话
杨庆旺：第三次流鼻血是怎么回事呢？
李家骥：我看到总理那一次流鼻血是在1950年末。这段时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一个多月，胜负未见分晓，毛岸英又刚刚牺牲。为让主席减轻负担，平稳情绪，同时完成斯大林建议编辑毛泽东选集之事，中央决定让主席到石家庄休息一段时间。
这个决定也是周总理的想法。他对主席的情况比谁都清楚，他希望主席休整一段时间，恢复一下体力，以便更好地工作，因为中国不能没有主席。他也深知主席休息便意味着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要做更多的工作。但这个决心必须下。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困难重重，百业待兴，政权需要巩固，还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隔海对峙、与美帝国主义打仗。这些工作主要压在主席和总理头上，总理深知必须加倍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总理与主席的谈话过程中，总理又流了鼻血。
经历了几次，主席知道怎样处理这种事了。他叫我和成元功赶快拿酒精棉和湿毛巾，很快止住了血。两人继续谈话。他们俩交换内政、外交、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现状、发展趋势和下步的政策。因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主席无法离开北京到石家庄休息，总理也无法开展工作。
几个月后主席回到北京，两位战友又相聚长谈。这次交谈我们没发现总理流鼻血，却见他瘦多了。我们不由得一阵子心酸。主席特别关切地问这段时间是否又流鼻血了？总理风趣地说：“我现在已摸到规律了，当可能流鼻血时我就增加一点睡眠休息，果真有效！”
主席也风趣地说：“我们什么时候不打疲劳战了呢？”
其实当时总理是硬挺，主席回北京没多长时间他就累倒了。
主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在内心感谢勇挑重担、不辞辛劳的好战友。他与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强迫总理休息。
总理不得已，只好到大连休息了一段时间。
摘编自《领袖身边十三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
摘自《天天新报》200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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