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午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百万之众，在五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在这个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件中，中共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获取国民党苦心制订的长江防御军事计划，为解放军渡江成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与虎同舞”的名门子弟
    许锡缵，１９３６年投身国民党政府的空军。
    抗战爆发不久，他随军撤退到四川成都，在国民政府战时空军基地，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他出身于广州高第街名门，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许崇灏，身居高位，叔父更是蒋介石的老上司。这一切，都使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不易被人察觉。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国民政府选派４０名航空骨干去美国学习，他顺理成章地被列入名单。作为中共党员，他立即请示上级，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批复：同意出国学习，保留党籍，回国后与党联系。
    １９４６年秋天，许锡缵回国，到南京后顺利进入了国防部第六厅，任第二科科长（中校军衔）。他所在的部门，虽然不直接参与作战策划，但可通过工作关系接触各种军事机密，这就为情报工作提供了条件。
“深藏后院”的北伐老将
    另一位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挂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吴仲禧。吴是北伐老将。１９３７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时，随张发奎率部进入广州。内战爆发后，吴仲禧奉调去南京军事参谋院任中将参议，后又出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此时他的职位都没有军事实权，但却可以利用关系从事情报工作。根据当时中共南方情报负责人潘汉年的指令，吴仲禧继续潜伏并伺机行事。
关键时刻获取绝密军情
    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在长江防守问题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８月，总参谋长顾祝同在一次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作了关于长江防御战备方案的报告，内容涉及江淮地区和江南一带的兵力部署，以及江南第二线兵力编练计划。当时，徐州地区酝酿着长江以北的一场大决战，他被国防部调去“徐州剿匪总部”。接到调令后，他立刻向香港的潘汉年汇报。潘指示他抓住时机，获取核心军事情报。赴任不久，吴仲禧便从参谋部门抄录了徐州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兵力、番号、部署的全部资料。
    １９４９年１月淮海战役结束后，长江已成为双方较量的舞台。而国民党军事大本营中，对于防御战备存在很大分歧。以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为代表的少数派，依仗蒋介石的支持，否决了多数派的意见，决定“不守淮”，即放弃江北，重兵防守江南。这一重要情况，经由两位参与作战计划的将领告知吴仲禧，吴迅即向党组织报告。
    掌握长江防御实权的汤恩伯，不久便向沿江守备的十个军长下达作战命令，明确各军的位置和任务，以及后勤补给的细则。隐蔽在汤恩伯司令部内的一位参谋人员将消息转告吴仲禧，吴立刻将情报转给香港分局。
紧急关头出席军事会议
    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陆续南迁广州，国防部第六厅亦安排撤退。此时，许锡缵“临危请命”，要求“坚守岗位”至最后，厅长赞赏其“忠勇可嘉”，同意他负责该厅留守处，并代表第六厅出席国防部各种大小会议，还会同三厅、二厅、兵工署有关人员乘船溯长江而上，视察马鞍山、裕溪口、芜湖等渡口的形势，并商讨军事部署。在此期间，许锡缵将一份《长江水文图》弄到手，并向我党报告长江多个渡口的设防情况。
    当解放大军浩浩荡荡饮马长江时，摆在我军军事首脑面前的国民党绝密文件已经有：《国军京沪总部江防工事构筑要领》、《空军长江下游防备》、《国军江防兵力配备》、《国军江防军舰分布》以及《使用燃烧弹阻止共军渡江计划》等。但渡江作战还需要依据更详尽的对方军事部署信息，特别是临战的最新动向。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８日上午，南京国防部第三厅留守处在励志社召集紧急会议，部署长江防御的最新任务。第三厅负责人讲述了最新兵力配置和反渡江作战细则后，保密局负责人提出了以下措施：（１）在长江下游沉没大批木船和石头，堵塞水道；（２）必要时，在长江各渡口附近倒进汽油，燃烧封江；（３）在长江两岸各渡口附近村庄的水井大量放毒。
    最后宣布：第（１）（２）项由部队实施，第（３）项由保密局直接执行。
    散会后，许锡缵马上驾驶吉普车飞速向党组织报告。于是，出现了下面的镜头：当天晚上，一个“跑单帮”的商人越过军事封锁线，悄悄登上长江北岸，亲自将这个情报向解放军指挥部报告。次日清晨，一架运载国防部撤退人员和物资的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当它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后，一个军官匆匆走下飞机，随即到广州东山梅花村会见他的“女友”。于是，中共中央从香港秘密电台迅速获得了这个情报。当渡江战役的炮声响起时，许锡缵和吴仲禧，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身着国民党军服，以内心激动而外表平静的姿态迎来了这一天。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