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被销毁
所谓大内，即指皇帝宫殿或宫内库房。“大内档案”便是指清政府于康熙九年起开始存放于紫禁城里内阁大库内的档案，所以也称为“内阁档案”。清乾隆年间进士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内阁大库藏历代策籍，并封储存案之件。汉票签之内外纪，则具载百余年之诏令陈奏事宜……”细言之，这些档案即包括皇帝诏令、臣僚进呈并经皇帝批阅过的奏章、朱谕；皇帝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会典、历科殿试的卷子等内容。
存放档案的内阁大库共有六大间，这样的重地，自然戒备森严，一般人是无法进入的。不幸的是，清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内阁大库终因年久失修，出现了严重渗漏。于是内务府决定进行修缮。不料尚未施工，八国联军拥着洋枪洋炮攻入了北京。结果这一搁就搁了几近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发出了库房危险的警告。
修缮内阁大库，这一年终于被付诸了实施。清政府便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其他不及迁移的档案暂时仍集中存放于库内。事有凑巧，一次，醇亲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档案，面对满目皆是的档案，遍寻之下，就是查找不到载沣所要的档案。醇亲王很不悦，当即拉下脸发话道，“花了许多时间，要找的档案没有，碍眼的竟是些没用的东西，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销毁了吧。”
于是，大量所谓“无用”的档案被挑拣出来堆在一边，等待着销毁的命运。它们中，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的红本朱批档案就有１００余万件。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事，特地委派学部参事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一批书籍典册。罗振玉走近内阁大库，一眼就看到了捆扎在一起堆得高高的待销毁档案。
罗振玉当天即将此情况向张之洞作了汇报，二人取得共识，张之洞遂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档案。经过他的努力周旋，这批珍贵档案史料终于逃过一劫，并获准将这批珍贵档案史料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１９１４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大内档案自然成了它的基本珍藏。
１９１６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存放。此时原先的学部已改称教育部，教育部尽管接管了大内档案，但却并没有认真尽责地保管，整理时，但见数十人乱哄哄挤着，从中挑出部分完整的档案放置于门楼，剩余大量的名曰“已整理过了”的档案就纷纷被装进麻袋，将那些麻袋堆放在了端门门洞中。
命运多舛
到了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前后，适值北洋军阀曹琨贿选时期，政府财政空虚，以致像教育部这样的机关连工资都发不出了。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经向教育部请示批准，遂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次出卖了。第一次被当作废纸出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十几万斤，经过一些纸商竞价后，最后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人合股以三千多元的标价购买到手。仅仅再将这批档案当废纸转一下手卖出去，这些纸商便足足赚了两倍利润。钱是赚了，但这批珍贵的明朝档案却从此流失。第二批出卖的便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明朝崇祯和清朝顺治至宣统时止的档案史料，计有十四万八千余斤。西单同懋增经理程运增用４０５０元银元买到了这批被装入８０００只麻袋内的档案。
同懋增多少还识得点货，他们只是将部分档案分拣出来，当作废纸送去加工厂作再生纸原料，大都便指派李华甫、张玉峰在善果寺就地零售。短短几天，便卖出了一千斤。有一天，忽然有人来到同懋增找经理程运增，告诉他，有人愿出价八千银元，将这些麻袋里的东西全买下，问他干不干？
有这等好事，程经理自然乐了。正乐着，琉璃厂悦古斋古玩字画店经理韩益轩又笑呵呵地找来了，他对程经理说，“我可以帮你以一万五千元出手这批货物，只是事成后得给我一成介绍费。”
程经理笑笑说，“那还不好办，我得三万元，三千元就是你的介绍费。”
韩益轩前脚刚走，后脚琉璃厂古籍书商韩自元又来了，他要程经理将他先前挑拣出来的一百五十斤旧书论斤卖给他，一元银元一斤。付款前，韩另外又装了几袋奏折，共付了二百银元。
不一日，韩益轩的身影又在同懋增门口出现了，不过这次来的不仅他一人，而是还陪来了两个人，他们便是前清遗老金梁、宝熙。韩益轩对程经理只说，他们二老为敬惜字纸，行善事，愿意全部购下，只是请程经理能否少赚点此二老的钱。即如此说，程便将此事和店里各执事研究后，遂于二万二千元（另有一万二千元之说）和买主成交。隔了一日，为签合同，这批货的真正的买主终于出场了，此人便是前文即已出现过的罗振玉。
原来当这批内阁档案经由善果寺“零售窗口”流散民间时，有个认识金梁的人知道金梁识货，便手持几份买来的朱批谕旨档案向他高价兜售。金梁果然有眼力，一见之下就看出这些都是大内档案。与此同时，罗振玉也偶尔在市摊上发现有人出卖“洪承畴揭贴”以及“高丽王进贡表”等大内档案。追寻之下，终于得知早先被“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如今都已被同懋增悉数收购了，于是罗振玉就决定将它们全部从同懋增买下来。双方即以每百斤价现大洋十元签订了合同。
罗振玉接着选派十几个人对这些大内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目，这批档案中有满蒙文的辽、金、元事例，都属机密史料。后来，罗振玉即利用这些档案史料，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
殊不知这批档案经过整理后，也成了罗振玉、金梁等人赚钱的资本。先是相当部分大内档案被罗振玉以高价卖给了清朝另一遗老李盛铎。尤有甚者，罗振玉还将大内档案出卖给了日本人松崎。１９２８年以后，李盛铎又将部分大内档案高价卖给了当时的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
终有归属
不幸之中万幸的是，历史博物馆当时放在故宫午门上的一些大内档案总算没有成为“商品”被人倒来倒去换取钱财。１９２２年，旧北京大学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同意，将这部分档案移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门代为保管和整理。数量计有６２箱，１５０２袋。其中尤以清代早期档案居多。北大为此组织史学系、国文系教职工、学生进行整理，并成立了一个“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负责此事。到了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亦即溥仪被驱逐出宫的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内设古物、图书、文献三个馆。历史档案归属文献馆。文献馆先将内廷皇宫中的机关档案集中起来进行整理，随后打算将内阁大库中残存的档案也一并统一保管。但内阁大库地处外朝阳区域，辛亥革命后溥仪将外朝宫殿如文华殿、武英殿等交给北洋政府，他本人则仍在内廷居住，外朝宫殿则归北洋政府内务部管理，内务部将热河（即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陈设的文物在外朝成立了一个古物陈列所。他们对归属他们管辖的库藏档案不闻不问，但又不肯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后来在后者和古物陈列所和内务部的一再交涉下，直到１９３０年，才同意将这批遭逢尘封虫啮的档案让故宫博物院接管。
在此前，社会上围绕大内档案的流失，舆论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罗振玉将４０余箱大内档案出卖给日本人松崎后，此事传出，国人顿时议论纷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愤慨之下的鲁迅提笔撰写了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 》。鲁迅在文末写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对于先生所指书籍或古董以外的东西暂且不论，但就本文述及的大内档案言，先生耳闻目睹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而将北京大学所藏内阁档案和故宫所藏内阁档案悉数收集整理，这批劫后仅存的珍贵历史档案才真正有了安稳的归属。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