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但使他大为惊讶的是，就在他从北京回沪大约半个月后，《文汇报》文艺部记者给他看了一份复印件，是胡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信：“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写得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

上海《文汇报》前总编辑马达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经济观察网 作者：雷颐 原题为：一位“红色老报人”的回忆与思考（下）

马达的经历自然“阅人无数”，与一些“大人物”也颇有交往，但却少有专门忆述，对熟人张春桥、姚文元，着墨也不算多。当然，对他们在“非常时期”种种表现的回忆叙述，确是点睛之笔。但是，他却专门回忆了与柯庆施、胡乔木的交往。他对这两位“大人物”的回忆，更显示了政治、人性的复杂。

马达与胡乔木交往不多，但有回胡乔木在两天之内三次找他谈话，却使他印象深刻。

1986年初秋，《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突然接到胡乔木办公室电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关照，请马达立即到他家里谈谈。一年前，正是胡乔木提出要马达参加共青团九大的文件修改班子。胡对一些文件修改做出了具体指示使马达印象深刻：对文件的起草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字斟句酌，极其精细，有学者风度。此刻他要身居上海的马达立即到他家谈谈，定有非常紧要之事，马达立即在第二天乘飞机赶往北京，次日一早就与“北办”一位记者来到胡宅。

他走进胡的会客室，见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已经在座。他刚与胡寒暄，胡乔木就打断了问候，开门见山地问道：“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马达怎么也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连忙回答：“那是她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胡反驳道：“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马达赶紧解释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这时，胡有些不高兴，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见胡将问题提到如此程度，马达不再分辩。随后，几乎是胡一个人的独白，他长篇大论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理，从学雷锋讲到见义勇为……一直讲了近三个小时，已是中午时分，马达说：乔木同志，你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见胡点头，马达立即告辞。整个谈话过程，邓力群只是不停抽烟，一言不发。

在回来的路上，马达一直琢磨不透这次谈话究竟是何目的，如果说是为了批评《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义，按过去一贯的做法打个电话或写个指示就行了；如果是为了理论讨论，实际是胡一人宣讲，并无讨论。

回到“北办”后，他就买了第二天下午返沪机票。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又接到胡乔木秘书的电话，要他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这次，邓力群仍是已经在座。胡开头就说：“我还想和你谈一些事。”但停一会儿才又开口说话：说前两天他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次谈话只有一个多小时，仍是胡一人独讲，邓力群一言不发，但这次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胡乔木是一步点明主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他越说越激动，站起来踱几个方步，还点了一位名作家的名字批，然后说：“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番话使马达感悟到：“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政治经验丰富、对此又有自己看法的马达一时不知说何为好，恰好胡要出去参加一个会议，马达也就回到北京办事处，准备下午飞回上海。

他刚刚躺下休息，胡乔木的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他下午再去谈话。他只好退掉机票，如约前往。这次胡只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请他转达上海市委，有上海文联要更换主席、对某人的问题要严肃批评、汉语大辞典的编纂、毛选印刷等笔。马达拿出小本一一记下，心想：“身为中央首长，权力真够大，管的事也真够宽的。”

但使他大为惊讶的是，就在他从北京回沪大约半个月后，《文汇报》文艺部记者给他看了一份复印件，是胡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信：“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写得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

不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吹开，在1987年初达到顶点。“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我们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我又得考虑如何做检讨了。这时，忽然想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再一次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马达自述》，第91－96页）

红色报人60年。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关键时刻两次出任重要报纸的领导，他自然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作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对报纸的引导舆论和反映舆论两种功能的关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概念的内容和提法、对如何理解“政治家办报”、对主管部门应如何管理报纸、总编辑的地位与作用……他都有深刻见解（见《马达自述》第149－241页）。他非常谦逊地说，自己的思考“既无宏旨大论，又可能有不符合通行说法的观点。但我相信，真理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从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检验了的。办报也是这样。”这些，是他60年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应该成为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