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首次称为“国学大师”的这一年（1993年）之后，他更多转向了散文等领域，书中他把自己1993年之后的16年称为“幸运的老年生活”
2009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辞世。
因为没带证件，几个自发前来悼念的人被拦在北京大学南门外，他们又顶着仲夏正午的烈日步行20分钟，转到校园西南的一个小门，进入北大校园，到季羡林的灵堂拜祭。在季羡林去世的4天内，已经有近万名社会各界人士前往悼念。
灵堂设在北大百年讲堂的南厅。灵堂正中间摆放着季羡林遗照，照片上是人们印象中最熟悉的温和笑容。两侧花圈摆放整齐，左侧挨着遗像最近的，是季羡林唯一的儿子季承敬献的花圈，这也是在满堂层层叠叠的花圈中唯一由亲属所献的花圈。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政协、中组部、统战部等单位都有花圈献上。
谁第一个称他“国学大师”
季羡林去世后，央视新闻播放讣告：中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于今天上午9时不幸病逝，享年98岁……
在季羡林的诸多“头衔”中，最常用的还是“国学大师”。
“我自己被戴上了（国学大师）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有意思的是，两年前，季羡林专门写过文章请辞这个称号。
“称他为国学大师是有道理的，没想到他会那么不高兴。”毕全忠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他是当年在媒体上第一个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的人，曾任《人民日报》记者，现已退休。
毕全忠首次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是在一篇题为《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的文章中，此文加编者按于1993年8月16日发在《人民日报》第三版。
毕全忠回忆说，当年5月，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国学研究》第一卷出版，在北大临湖轩开了个出版座谈会。毕全忠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去采访。座谈会上，季羡林、张岱年、邓广铭等一批学者都做了演讲，季羡林在发言中说：“打出‘国学’二字是很大的勇气！”
之后，毕全忠花了两个多月时间采访，写成8000多字长文，夹叙夹议，详细报道了北大传统文化研究的状况和成果。
此前，媒体未见有“国学大师”之称。历史上“大师”曾用来尊称汉朝的经学家如董仲舒、郑玄等，也用以尊称艺术家和高僧，如“戏剧大师”卓别林、梅兰芳等。而以前清华大学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也只是被称为“四大导师”。
在毕全忠的文章中，同时被列为“国学大师”的共有29位，包括已故的王国维、鲁迅、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健在的人中，除了季羡林，还有邓广铭、张岱年、周祖谟等学者。
毕全忠说，把他们列为“大师”的理由有三：这些学者都学贯中西，古今兼通，对中国文化各有创造。
毕全忠记得季羡林读了他当年的报道后兴奋地说：“真是《人民日报》为人民!”很快，季羡林向学校建议抓紧时机成立北京大学国学院，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研究。之后，他还应毕全忠之约给《人民日报》写了《漫谈国学》的稿子。
当年正值“国学热”起步，此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有些大学开始谋划成立“国学院”。
季羡林在其自述《我这一生》中，把1978年到1993年定为自己学术“收获的20年”。在被称为“国学大师”的这一年（1993年）之后，他更多转向了散文等领域，书中他把自己1993年之后的16年称为“幸运的老年生活”。
“他当时（对‘国学大师’这个称呼）没有反应，后来可能是因为‘大师’这个词用滥了，名声不好了，刺激了他。”毕全忠说。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季羡林在写于2007年的那篇请辞“国学大师”的文章中这样说。
但是，世人似乎没有接受他的请辞，在他去世之后，大多媒体的悼念文章仍然称之为“国学大师”，只有北京大学的讣告中简单称其“资深教授”。
鲜为人知的学问
作为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季羡林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印度古代语言，学术成就集中在印度佛教史和比较语言学。这些“生僻”的学问普通人基本难以接近。
但上世纪90年代，季羡林的名字开始家喻户晓，同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推崇。而世人了解他主要因为他的散文和媒体的各种报道，他的学术事实上少有人知。
“他在学术上的创获，是在陈寅恪之后，又一个学术研究的高峰。”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张宝胜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张宝胜是季羡林上世纪60年代的学生，师从季羡林学习梵文，毕业后留在北大东语系，与季羡林在同一个院系任教，同事多年。
“陈寅恪是以诗文考证历史，季羡林是用比较语言学考证历史，这在世界考据学上是重要创见。”张宝胜说。
季羡林的创造在于通过语言的变化来考证历史，他在早年的博士论文中就发现印度梵文在不同地区词尾变化不同，可以以此考证历史，当时影响很大。一个美国的学者与他观点不同，和他争论多年，最终被季羡林的理论说服。
晚年季羡林还有一部专著《糖史》，考证出的结论是，蔗糖的制糖工艺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而精制白糖的工艺则是从中国传到印度。这本专著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季羡林的学术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在印度、伊朗、日本都获过嘉奖。”张宝胜说。
但季羡林在请辞“国学大师”的同时还要辞去的另一个桂冠就是“学界泰斗”，他说“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这让世人更加认定他品格谦虚。
1946年秋，从德国留学回国的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之后他担任此职务近30年，期间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5年。
因为季羡林的存在，北京大学的东语系（现在已经合并到外语学院）影响颇大。解放初，他刚到北大，东语系只有很少几个学生，胡乔木征求季羡林的意见后，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等于现在的民族学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东语系，使东语系一度成为北大最大的系。
季羡林影响最大的散文是《牛棚杂记》和《留德十年》，“研究学问是我毕生的兴趣所在，我几乎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这上面。”季羡林生前说，“有时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换一换脑筋??”
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的人是通过其散文而非学术了解季羡林的。
对“和谐社会”治国理念有重要贡献
“他对现在的‘和谐社会’治国理念有重要贡献。”张宝胜对本刊记者说，“他明确提出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差异是：东方哲学讲究天人合一，西方哲学是征服自然。”
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在中央提出“和谐社会”概念前后，季羡林在理论上提出，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讲究的是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者的和谐。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从希腊、罗马起始的西欧文化体系。在四大体系中，所谓东方文化，实际上占了三个，是世界文化的四分之三，它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在今后的发展中还将起更大的作用。”季羡林曾经在文章中写道。
此后，他对东方文化的推崇逐步推进。最著名的论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认为“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进而，在中国文化战略上提出“东学西渐”、“东化”，提倡在国家文化交流中重视东方文化输出，号召奉行“送去主义”。
“他在政治上很进步。”张宝胜说。季羡林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曾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现在具有伟大意义的十二大又开幕了。??全国人民正在同心同德，奋勇争先，向着我们党既定的伟大目标大跨步前进。”1982年，季羡林在一篇名为《伟大啊，我们的党！》的文章中写道。
在季羡林最后住院期间，温家宝总理曾经5次到医院看望。他去世3个小时之后，温家宝总理从会场赶到医院。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爱国
季羡林始终坚持爱国立场，曾有非常感人的故事。
季羡林和已故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颇为要好。他们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同学，季羡林在外语系，胡乔木在历史系。当年胡乔木曾经坐在季羡林的床头动员他“参加革命活动”，但是季羡林没有点头。
解放后，胡乔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一直与季羡林保持很好的私人关系，胡乔木多次到季羡林家中探望他，有时还会送他好的大米和从北戴河带回来的海蟹。但季羡林怕见“官”，从来不到胡乔木家中去，只有一次例外。
1986年冬天，胡乔木派车把季羡林和他的儿子、孙女都接到中南海的住处，促膝而谈。谈了一个上午，一直是季羡林说话，要旨非常简单：“青年学生是爱国的”，“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乔木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要把他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当天中午，胡乔木留季羡林在家吃了饭。
1989年10月，季羡林写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中国传统的伦理中，爱国主义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爱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
2002年5月，季羡林住院中写下《爱国与奉献》一文：“我们眼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但不能削弱，而且更应加强。我们还要把爱国和奉献紧密结合起来。”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季羡林在年届90时所写的《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这样感人至深地表白。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