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谈到读书问题时，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他看来，读书可以吸收先人的智慧，是“天下第一好事”.

    至于说季羡林先生读过哪些书，其实只要看看后人对他的称谓就多少可以明白一些：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季羡林的书单中，既有《三字经》《百家姓》等他那一时代的人普遍接触的读物，也有艰深的佛学典籍等，涉猎之广，让很多学者都自叹不如。

    在季羡林授权出版的《读书与做人》一书中，他曾经回忆过自己七十余年的读书经历。在季羡林的人生经历中，他的叔父对他影响巨大。季羡林从小父母双亡，叔父不仅送他入私塾读书，并且亲自教授他理学知识，使得季羡林从小就对经史子集都有所涉猎。然而，中小学阶段，季羡林最爱读的书是《彭公案》《施公案》《洪公传》《三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岳》《说唐》《金瓶梅》《西厢记》等叔父眼中的“闲书”.不过，在季羡林看来，这“至少在写作方面是有帮助的”.

    高中时，季羡林大量阅读了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人的诗词，以及《韩昌黎集》《柳宗元集》和欧阳修、三苏等人的文集，季羡林很难说清楚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但肯定地表示对他“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季羡林最喜欢的是《史记》《世说新语》《儒林外史》等以及陶渊明、杜甫、李白、苏轼、纳兰性德的作品。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季羡林选择了西洋系，上了众多和西方的历史、文学、美学相关的课程，在那里，他觉得自己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而后者只是季羡林的一门旁听课。后来，季羡林搞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就是受了朱光潜的影响，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研究，则源于陈寅恪的影响。

    在回忆录中，季羡林谈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籍时，除了提到陈寅恪（特别是他的作品《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还提到了德国的梵学大师吕德斯。对季羡林来说，这两位先生的吸引力在于其“缜密到神奇”的考据方法，并且表示，“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兴趣之所在。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季羡林之所以能读这么多书，和他善于利用时间是分不开的，他提出要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这个词是季羡林自己创造出来的，并称这个词是怪名词。按照季羡林的解释，其实这个词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碎片时间”.在季羡林看来，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以及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时，都是可以利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