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元勋中，叶剑英是略显特殊的一位：他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跟随孙中山攻打军阀陈炯明和广州暴动中指挥他领导的教导团进行过大型战役，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叶剑英始终在军委首脑机关总参谋部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做决策提供情报和战略方案。恰恰是这样一位元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用他的睿智做出正确的选择，也使得自己的名字，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百战归来意气雄”
1948年底，在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叶剑英和彭真被召到西柏坡毛泽东简陋的办公室，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接收的第一大城市。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当时一切问题都摊给了新政权，父亲要负担很多层面的工作。商、工、农、兵、教育乃至宗教等等都找上门来了，要求解决问题。”叶剑英的女儿凌孜说。1949年2月12日，为了庆祝北平解放，在天安门广场还召开了20万各界人士庆祝大会，这也是北平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后来举行的开国大典做了一次演习。
身为市长，叶剑英还要负责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国歌、国旗、国徽、大典场地以及整个典礼的安排等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年幼的凌孜还记得，在家里还曾看到很多花花绿绿的国旗设计图案；而为了筹备国庆大典，父亲每天都忙得很晚，在家里几乎都看不见他身影。
然而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领袖群体里，并没有见到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的身影。
“早在7月份，解放大军南下之前，中共中央已决定组建新的华南分局，叶剑英出任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政委三职，离开北平，经武汉、九江、南昌等地一路南下。所以一个多月前，叶剑英就离开了北平。”《叶剑英传》传记组组长、军事科学院丁家琪研究员说。
江西赣州是南下的解放军各部和坚持在中南、华南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华南游击纵队的将领和部分部队会师所在地。叶剑英是两军的领导人，和双方将领一起在这里商讨关于共同配合解放南方的方针大略。
10月1日叶剑英是在江西赣州的住所里，通过收音机听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但是这座古老城市迎接新政权的过程中，却记载着叶剑英的一份功劳。
1949年底，广东虽然解放，但是情况相当复杂，此时的两广仍有国民党武装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从北一直撤到了这里，广州又与香港、澳门毗邻，斗争更加严峻。”1950年3月3日，已退到海南岛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还派7架飞机飞临广州上空，敌机在空中飞，暗藏在市里的特务就在地面放火或打信号弹指示目标，炸死了上百群众，数千人无家可归。在广州的叶剑英还面临一个特殊的情况：他是国民党特务第一要暗杀的对象。在市政府所在地，曾发生两起特务将炸弹扔进院子里爆炸的事件。还有一次，叶剑英外出开会乘车返回住所途中，藏在一辆停在叉路口的卡车中的特务向叶剑英开枪行刺。幸亏司机躲避及时，叶剑英才没有受伤。叶剑英的女儿凌孜对广州的生活还保留着模糊的记忆。她记得，父亲后来坐了一辆缴获来的美国防弹汽车，玻璃特别厚，车里又没有空调，广州天气又热，“坐在里面跟大闷锅一样”。一直跟随叶剑英的司机只好自己想了个办法，在汽车里面安装个小风扇。
在接管广州过程中新政权又面临着一个新难题：“广州在金融物价方面斗争的尖锐和复杂程度，在全国新解放的大城市中是屈指可数的。”在广州十三行一带，大批从事金融投机的人，几十年来已形成行帮，广州市民、乡民的一切交易，也都以港币为本位币。在新旧政权交替之机，这些投机商和地下钱庄投机猖獗，强烈地挤压人民币。在叶剑英领导下广州市委对这些投机商们展开了快速铁腕的措施：1949年12月5日，大批军警突然出现，在一天之内神速将100多家钱庄封掉，巩固了人民币在广东省的地位，稳定了民心。香港报纸惊叹“叶剑英扫荡十三行”。
1950年，在发动渡海登陆战役、解放了整个海南岛之后，国民党军的正规武装被逐出华南大陆，但各地仍残留有大批土匪武装。从1950年初，叶剑英和广东军区的负责人，又开始着手在广东、广西剿匪。
再度踏上广州这块土地的叶剑英写下了“百战归来意气雄”的诗句——1927年他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这座城市，此时已经22年过去，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把剑长歌气压轩”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普通家庭，原名叶宜伟。梅县是华侨之乡，叶剑英的四个伯父都在南洋谋生，1916年冬，19岁的叶剑英辗转到了马来亚西部霹雳州首府怡堡。但是，谋生的日子并不顺利，时打时停。正当苦闷彷徨之时，叶剑英得知云南都督唐继尧派人到南洋，招收华侨学生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消息。叶剑英顺利通过考试，父亲和几位伯父凑了钱，供他回国求学。
1917年夏，从马来西亚坐船到香港，再经越南海防、河内，取道滇越铁路前往云南。很多年后，叶剑英跟女儿凌孜闲聊时提起这样一个经历：那时的小铁路走走停停，经过越南这段路时，铁路边上有一华工暴尸荒郊，叶剑英看了极为难过。“父亲当时只有20岁，还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他后来告诉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暴尸荒郊，无人理睬，他联想了很多：他是哪里人？为什么流落到这里？他的亲人是否已经知道他不在人世……他觉得中国人的命运太悲惨了，处处低人一等，不禁热泪盈眶。他立志要好好习武，振兴中华。”
创办于清末的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在辛亥革命、反袁世凯称帝等历史事件上扮演过非常积极的角色。这所学校也因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而声名大震。中共元老朱德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在这所学校学习炮兵的叶剑英曾豪情万丈地写下“把剑长歌气压轩”的诗句，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剑英”。毕业后，叶剑英拒绝了学校派他去南洋招生的工作，回到广东参加粤军。1920年加入国民党，走上了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道路。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身为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队护卫孙中山脱险，始终护卫在孙中山旁边。凌孜说：“他后来和我们回忆，陈炯明炮轰军舰时，有一发炮弹落到他所在的‘宝璧’舰上，把军舰炸了一个大洞。”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准备筹办黄埔军校。年轻的叶剑英受廖仲恺之邀，成为20位筹办者之一，并出任教授部副主任，负责编制全校的课程。后来国共两党的不少高级将领，都是他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学生，由此也确立了他在国共两党的地位。
叶剑英晚年也向传记组回忆，当时的广州政治气氛活跃，他既读过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的书，也看了《列宁传》等左派书籍。在黄埔期间，共产党组织和人员可以在学校合法存在并进行活动，这使得叶剑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共产党人，他也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了朦胧的好感。在此期间他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当时中共内部一些人认为，叶剑英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需要长时间考察，此事遂搁置下来。
年轻有为的叶剑英也赢得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信任。在北伐军攻下南昌之后，蒋介石曾提议他到一军一师当师长，考虑到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叶剑英称病谢绝；不久，因为俘虏了孙传芳的数万人，国民革命军组成了新编第二师，蒋介石再次任命叶剑英为代理师长。“父亲跟我们闲聊过，他说，在国民党部队当官，行军出发时，配一匹马一个轿子，不想骑马就坐轿子，后面还跟着挑夫，里面装着炼乳、苏打饼干、咖啡和酒。有时到了某个地方没有水洗手，就开一瓶白兰地洗手消毒，这在今天看也是很奢侈了。”凌孜回忆。
这是一条标准的“高官厚禄”之路。叶剑英后来也说：当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做两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蒋介石把叶剑英看成自己的嫡系，叶帅晚年时还告诉我们，他当时可以带佩剑进到蒋介石的官邸。说明蒋介石对其很信任。”丁家琪说。叶剑英后来在很多次讲话中说到，如果继续做国民党的官，他至少不比陈诚的位置低。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此时的汪精卫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公开反蒋。究竟跟着谁走，这对叶剑英不啻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叶剑英后来回忆说：“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关上门，看报纸，想问题，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把自己关起来想了三天三夜，叶剑英终于做出了选择：他在吉安通电反蒋，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叶剑英的“背叛”在当时的军界和政界引起震动，也大出蒋介石意外。“我们曾当面问过他：蒋介石那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反蒋？他停了半晌，说了一句：蒋介石屠杀工人。”在丁家琪看来，叶剑英出身贫苦家庭，其父亲靠摆摊卖肉艰难为生，基本处于社会底层，所以他对劳动人民有着天然的朴素感情。此外，叶剑英带兵到南昌以后，驻扎在吉安，当时有很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和地下组织与他接触，使得叶剑英更倾向于共产主义。
与蒋介石公开决裂的叶剑英带领一些左派军官到达武汉，被正在网罗人才的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招至麾下。第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进一步受到左派思想影响。叶剑英再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批准，叶剑英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加入了共产党，很多年后，叶剑英语重心长地告诉子女：“我加入共产党，不是被逼迫的，不是揭竿而起的，不是穷得没饭吃投奔红军的，我是心甘情愿找到红军的。”因为我看到了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在南京屠杀共产党，而共产党是代表了革命的力量。1927年12月，叶剑英参加了广州起义，从此走上了为自己所信仰的理想奋斗的道路。
“伊谁与我赋同仇”
广州起义失败不久，叶剑英根据中央安排，赴苏联学习。1931年11月，中共宣布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学成归来的叶剑英出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从此，他也有了一个伴随终生的称号——叶参座。
叶剑英到达苏区后，经历了几次“反围剿”战役。身为参谋长的叶剑英，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极为钦佩。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路线遭到批判，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被撤销。一起回到后方的路上，叶剑英与毛泽东彼此有了初步了解。“叶帅后来回忆这一段时说，他和毛泽东一边骑马一边聊天，讲三国、讲历史的，谈得比较投机，他也对受打击的毛泽东表示出同情。”传记组成员、军事科学院金立昕研究员说。
随着长期的合作，毛泽东对叶剑英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因为一次战役失利，对叶剑英有成见的李德借机将其降职使用。叶剑英不以为意，表现得很大度，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夸赞叶剑英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毛泽东与叶剑英真正建立起信任关系，则是1935年在长征途中叶剑英将张国焘要求徐向前、陈昌浩南下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从某种角度，它甚至对叶剑英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命运都产生了持久而微妙的影响。
1936年，在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力促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大背景下，“中央决定派阅历丰富、多谋善断且对东北军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叶剑英参谋长前去西安”。对叶剑英到来十分重视的张学良将叶剑英安排在自己的副官孙铭九家里。张学良还经常约请叶剑英在他的公馆会晤，从那以后与红军的交往也更为频繁了。
1936年12月3日，与蒋介石会面不欢而散的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他连夜让孙铭九把叶剑英请到自己的公馆来。当时的张学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表示实在不行就要和蒋介石对着干，讲到激动处时还猛地拍桌子，说了句德语“古铁打”，就是要打的意思。叶剑英摆摆手表示：不可以硬打，要策略地对待。
蒋介石到达西安后，气氛日益紧张，叶剑英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还慷慨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要亲自送蒋乘飞机回南京。叶剑英晚年时告诉子女：“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提起这段往事，叶剑英仍惋惜不已。而张学良也很珍视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晚年在美国见到吕正操时，张学良还表示怀念老朋友“叶参座”。
国共达成统一战线后，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更多地是凭借其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威望展开统战工作。“他在西安、武汉、南京几个八路军办事处都工作过，与国民党谈判，向他们要钱、要装备、要器材，做了大量的工作。”金立昕说。
抗战后期，叶剑英在重庆也经常陪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与国内外友好人士会晤。叶剑英向各界人士阐述了共产党的抗日方针，争取中华民族各界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争取到不少人士对中共的好感。
著名新闻记者赵浩生回忆，在一次舞会上，他与叶剑英一起谈论朗诵英国诗人雪莱的作品。“我的舞伴（一位读英国文学的女大学生）并不知道他是谁，当我告诉她这位熟记雪莱作品的人就是叶剑英将军时，她吃惊之余，对她所受的十几年的反共教育都发生了疑惑，她没有想到被称为‘共匪’的将军，却是一位如此博学多才、温文儒雅的人物。”后来有人将这一时期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称为中共的“外交三骑士”。1940年5月，来重庆谈判的朱德曾作一首《出太行》的七绝，叶剑英以诗和之：“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勒马太行烟雾外，伊谁与我赋同仇。”朱德读后，亲笔录下，备加赞赏。
情报工作则是叶剑英在重庆的另一个重要工作。金立昕说：“很多中共的情报工作人员，都是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面前宣誓的。情报工作的作用有时比一个师一个军还大。”
“苍凉唱大风”
新政权建立后，叶剑英回到他熟悉的家乡广东。正在他大施拳脚之时，却没有料到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波席卷而来，最终导致他黯然离开广东。
1952年6月，毛泽东突然将叶剑英、方方、陶铸召集到北京开会，批评华南分局领导在农民问题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
“广东的华侨比较多，父亲在处理他们的土地问题时比较谨慎。父亲跟我们谈过，他到了南洋之后，看到有的人一大早起来打鱼，再骑自行车到市场上把鱼切成一块块地卖掉，晚上把剩下的鱼尾巴带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后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寄回国，盖个房子，条件好的或者再买块地。因为他有过去南洋的经历，所以他知道那些有土地的人也并不都是靠剥削别人发家的大地主、大富豪。”凌孜回忆说。
此时的叶剑英，也深知一个新政权需要海外华侨的支持，因此他反对过于激烈的土改政策，慎重地鉴别他们真实的阶层，处理财产，有些人将这些意见反映到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里，引起不满。“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当时的心情是急于稳定后方，从南方抽调出人到朝鲜战争，所以认为广东土改进行得力度不够。”丁家琪告诉本刊记者说。
叶剑英与方方领导的华南局受批评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指责他们在干部使用上，过多地选择地方干部，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作为华南分局的最高领导，叶剑英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违心做了很多检查。
3年来的紧张工作过度劳累以及不公正待遇造成的精神压抑，8月中旬，叶剑英感到胸部疼痛，有时心律失常，中央派飞机将他接回北京治疗和休养。
“离开广州的时候，父亲的很多下属都哭了。父亲说了句：‘主帅无能，殃及将士。’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凌孜回忆说。
对当时尚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回到北京后的生活，是一段轻松而美好的回忆，以至于50多年后再回想起，凌孜脸上仍不自觉地浮起微笑：“我还记得父亲带着我们到北戴河，唱歌，跳舞，游泳，打野鸭子，看人家果园，他就是一个‘孩子王’。”
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去野炊，郊游、怀古。1954年到青岛疗养的叶剑英留下这样一首诗：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丝中。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替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作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部被撤销，叶剑英也被点名批评。
1959年后中央军委改组，主管军队日常工作是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作为常委之一的叶剑英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他的特点是让他去干哪一行，他就认真钻研哪一行。”凌孜略带自豪地评价父亲。
“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不久，父亲有一次还特地把他和蒋英请到家里来吃饭，父亲很虚心地向钱学森请教：学科当中有物理、有化学，你研究的是什么学问呢？钱学森回答说是物理与化学的结合……我当时还小，也听不懂那是门什么学问。”凌孜微笑着回忆。
这一时期的叶剑英将更多精力放在军事科学院的筹建上。“那时他就对军队必须提高整体素质水平和学习现代化战争的战略战术有所认识。”
叶剑英对他一手创建的军事科学院显然怀有深厚的感情，军科的二号院成了他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二号院的很多设施依然按照叶帅生前的样子布置着。凌孜每次回北京，也会住在父亲生前最爱的这个地方。“看到那个小楼了吗？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来过这个地方，我就住在这里守老营了！”
“这段时间的叶剑英，并不是中共权力中心的人物。”而后来的不少文章对这一期间的叶剑英，有诸如“远避西山”、“韬光养晦”的评价。不过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叶剑英的内心深处也许有些许无奈。从另一角度，他并没有消极的生活，而是寄情于他钟爱的阅读当中，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云：“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串联炮轰何时了”
在气势汹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5月正式袭来之前，军队内部已经经历了几次大动荡。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之下，1966年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当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由贺龙来主持日常工作，不久，贺龙又遭受冲击，说他搞‘政变’；贺老总下台后，林彪一直称病，老帅里面，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另一方面，叶剑英资历虽老，但因为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从不拉‘“山头’搞小圈子。所以他自然成了人选。”丁家琪研究员对当时的局势做了这样一番分析。
“文革”初期，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重，叶剑英与其他老帅一样，试图理解并跟上最高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的部署，但很快，他就感到迷茫乃至困惑、不解。
“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接管，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好几次全国串联的红卫兵，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真糟糕’。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在天安门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就会被腐蚀掉了。’”
此时的叶剑英也许尚未看清楚整个运动的本质，他只凭着军人的本能，决意要守住军队这最后的阵线。“父亲回来很担心，党、政、军，只剩军没倒了。军队不能倒，军队一倒，任何一地发生问题，都没法控制，国家要大乱了。”凌孜回忆。
可是情况让他越来越忧心忡忡：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三个总部中，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群众运动的大火也烧到了叶剑英所住的军事科学院里。工作人员回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军科院的窗户都贴满了，白天还得开灯。
在叶剑英等力争下，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军队内部，明令不许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但形势依旧越来越恶化。
在军队内部，很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予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萧华等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所以军科院的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轮番睡觉，分批开饭”。王守江回忆，当时兰州、新疆等几个军区都被“革命群众”冲击得报急，叶剑英让军区领导到北京，安排他们住在京西宾馆，“通过军线电话遥控，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依然保持对军队的掌控权”。
此时的叶剑英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需要他的人提供庇护。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当时中共负责军队的领导人、为数不多的代表老干部的力量之一，也源于他一贯宽厚的性格和为人。徐向前曾回忆，1967年建军节前夕，朱德与徐向前等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往处，要我先理个发，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这段时间，叶剑英与聂荣臻都住在西山，陈毅、刘志坚、刘伯承、陈毅等经常在山上会晤。大家谈论形势时都忧心不已。《叶剑英传》里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的刘伯承激动地问：“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叶剑英特地写了《虞美人》词相赠：“串联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一读骚经一肃然”
在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看来，老干部们把持军队，阻挠其群众运动的革命之火“熊熊燃烧”，所以提出要在军队当中彻底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遭到叶剑英等老干部们的反对。双方很快形成正面冲突。
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江青提出军队领导中有“走资派”，矛头直接指向在座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当晚，闻到风声的几支造反派队伍向萧华家发动突然袭击，要把他揪出来批斗，萧华从后门逃出，连夜到西山的叶剑英家避难。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开始，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起初未予回应。
据《叶剑英传》记载：“过了一会，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的查问，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需要澄清的是，当年陪同叶帅去拍片的是办公室主任王守江，他在采访中特地澄清说，叶帅伤的其实是左掌，“大家想当然地以为叶帅拍的是右掌，但其实叶帅是左撇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7年2月14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上，老帅们与“文革派”又起了冲突。叶剑英指责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他还嘲讽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2月16日下午，会议继续开，双方的火药味更加浓烈。谭震林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称“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罢非常震怒，对这些老干部否定“文革”很不满意，他连夜召开会议批评老干部们，措辞严厉。
此事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被迫做了很多次检讨。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叶剑英仍是军委副主席，仍然还签发文件、主持工作。而在为批判“二月逆流”而举行的7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是谭震林、陈毅和徐向前三位。此后的“九大”上，叶剑英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逐出。这些微妙之处似乎表明，毛泽东似乎无意将叶剑英完全打倒。
但随后的“文攻武卫”口号使全国武斗升级。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被抄，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机密文件被抄走；不仅如此，造反派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和电台。
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与其他几位老帅一样，叶剑英也以“战备”之名被疏散到湖南，在那里受了很多冷遇甚至屈辱。对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帅来说，最大的痛苦或许并不在于自身命运的沉浮，而是自己最疼爱的孩子们也身陷逆境，他却没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庇护。
“文革”当中，叶剑英的子女几乎无一幸免。长子叶选平、长女叶楚梅与丈夫邹家华、次女叶向真（凌孜）与时任丈夫刘诗昆悉数被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5位叶家成员都被关在单人间里。即便在老干部普遍受难的情况下，叶家的情况也绝无仅有。
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坐了两年牢后，被转到江西上饶参加劳动，在一次往粉碎机里送料时，不幸被机器轧断右臂。得知此事的叶剑英正在湘潭，他马上焦急地打电话到北京了解情况，但线路很不好。接通之后满是杂音，根本听不清楚，叶帅跟军区的接线员商量：“你能不能给调一调？”年轻的军队接线员口气很生硬。警卫员胡家虎回忆，当时叶帅“又气又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但是，这位老帅把所有的苦都默默地存在自己心里，在孩子们面前，他用乐观和坚强给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持。他常常写信或面谕，告诉孩子们“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在给远在外地的小女儿叶文珊的信里，他还不无幽默地写了首打油诗：“你信中问到二号楼（注：指叶剑英在军科院的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和尚）。如有假日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在给叶选宁的信里，他说：“大丈夫一舌尚存，还可以闹革命，何况全部身心都健全，只差一只手，决不气馁。”而叶选宁日后练就了遒劲的左手行书，令人感佩。
1970年端午节，遥望汨罗江的叶剑英写下这样一首诗：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通过凭吊两千年前被放逐此地的那位伟大诗人，叶剑英写下了自己流放此地的诸多心情。
“满目青山夕照明”
1970年7月6日，叶剑英得到通知：让他马上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长达300多天的“流放”生活突然中止。回到北京后，叶剑英得知，要为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
已决意打倒陈伯达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久，他把调查陈伯达的任务当面交给周恩来和叶剑英。此时的毛泽东已日益流露出对“亲密战友”林彪的不满，很显然，在最高领导对政治格局的再度调动中，叶剑英又一次获得信任。
197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提到叶剑英告发张国焘密电一事，向外界明确释放其对叶剑英信赖的信号。这种信赖在一个月后的“九一三事件”而加重——“九一三”之后，中央撤销原来的军委办事组，原来的负责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悉数下台；另外成立军委办公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负责军队日常工作。
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毛泽东，显然对“靠边站”的老干部们态度有所缓和。在几个月后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将“二月逆流”事件淡化为“老帅有气”，“发点牢骚”，后来更明确指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此后的叶剑英更多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叶剑英的处境有了明显好转，他的几个子女也陆续恢复自由。“几个兄弟姐妹被抓了，但只有我有‘反对中央文革’这个‘正式的罪名’，我觉得因为自己年轻时的胡闹，给家里兄弟姐妹带来那么大痛苦，所以我记得回到家后对他说：爸爸，对不起，我连累了你，连累了全家。”凌孜记得，此时的父亲眼圈红了，他缓缓地说：“不是你连累了爸爸，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林彪事件之后，政治局势曾一度相对平静，但依然“小震”不断。1972年底，周恩来、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因为接待基辛格问题的“右倾投降主义”挨批。“叶帅在这段时间也经历了几次小起伏，不过他一方面挨批，一方面又继续主持军委工作，还有一定的权力。”丁家琪说。
1973年8月，在中共10大上，叶剑英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在丁家琪看来，这意味着叶剑英从此“真正进入党和国家的权力中心”。当年在十大元帅位列最后一位的叶剑英，此时，是政治地位最高的元帅。
1970年前后的中国政治生活更加波诡云谲。随着最高领导人年事已高，老帅们与“文革派”们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974年，酝酿4年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准备召开，因为涉及到未来几年国家最高层的人事安排，“组阁名单”得到极大关注。
10月，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告周恩来的黑状”——“四人帮”倒台后，此举被认为是“四人帮”意欲“组阁”的罪状之一——为了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此时，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有便血现象，需要立即检查治疗，于是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再三，认为在此关键时刻，周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最为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临行前，他向随行医疗小组的同志叮嘱：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于是，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一共谈了4次，虽然这些会谈的记录至今未披露，但在中共党史上被认为“挫败了‘四人帮’企图通过组阁，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在关键位置上，除了朱德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政府总理外，邓小平出任副总理、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保持了对“文革派”的斗争优势。
1974年前后，毛泽东对“文革派”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他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措辞严厉。
“叶帅很巧妙地利用了主席的话，把它当成统一思想的‘尚方宝剑’。”丁家琪告诉本刊记者。1975年中，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北京开会。“开座谈会的时候，叶帅把军区的一些司令员、一些政委、大多数军区司令、政委找到他的驻地，先把毛泽东关于‘四人帮’的讲话记录拿给他们看，然后让他们表态。”毛泽东的讲话中批评江青等人为“四人帮”，称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其实也为后来粉碎“四人帮”提前作了精神动员；叶帅还要求他们“只能听军委的，听毛主席的命令”。李德生后来回忆，说叶“反复强调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足智多谋的叶剑英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动员层面上，他甚至将一些关键人物的底细都逐一落实。1975年，王平上将出任武汉军区政委，行前叶剑英亲自交待：“武汉军区很复杂……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王平依计而行，确保军队不会倒向“文革派”一边。
在丁家琪看来，此时的叶剑英并非已对日后的斗争形式有一个清晰的想法，“1975年底，总理去世前，对他有交待：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能让大权旁落。叶帅在维护军队这一点上有自觉的清醒的认识”。
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据《叶剑英传》记述，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心急如焚，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甚至痛哭失声。”在凌孜记忆中，总理去世后，父亲经常长时间地陷入沉默。“那时候他一看到总理照片或者提到总理，都会忍不住哽咽。”
周恩来的去世，使叶剑英失去了在高层可以并肩作战的一个好战友；与此同时，他也成了老帅们重新聚集力量的一个核心。凌孜回忆，“主席身体一有变化，聂荣臻、王震等就到二号院来商讨，好像父亲是他们的主心骨”。
此后一段时间，形成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政府工作、叶剑英主军的局面。但“反击右顷翻案风”又使邓小平靠边站，1976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上，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但这已无法阻止叶剑英形成的威望，甚至陈锡联也经常暗中同他商量军队的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在毛泽东去世前一天，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曾排队到其病榻前，同他诀别。广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是，叶剑英经过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召唤他过去。可是已经泪水模糊的叶剑英并未察觉这一细微之处。等他要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但当叶剑英再次返回时，毛泽东却说不出来话。没有人知道，毛泽东在最后时刻，到底想交待些什么。但这个在外界看来颇有“托孤”意味的举动，也为日后叶剑英凝聚力量、打倒“文革派”加重了胜利的砝码。
抓捕“四人帮”的细节，无须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叶剑英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帅，在这段非常时期表现出来的足智多谋和镇定自若。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关键人物会面时，叶剑英都会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仔细观察周围情况，每次进、出也都走不同的门。他自己也是频繁更换住处，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经常是换到一个住处，刚安顿好，电话就来了：马上搬家。有时一晚上就会换三个住处。叶剑英后来也戏称自己是“狡兔三窟”。
“叶剑英的警觉也源于他早期丰富的斗争经验。”金立昕说，早在1946年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叶剑英在景山东街的住处里就发现过国民党方面安装的窃听器。长期的斗争经验让他始终保持着警觉的性格。直到晚年，他还保留着睡觉前在枕头底下压一支枪的习惯。在那段非常时期，跟随他多年的秘书都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位老帅内心的波澜，他把所有的惊涛骇浪都藏在自己心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抓获“四人帮”的当晚，在北京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就曾推举叶剑英主持会议，做一把手，而叶剑英坚决不肯主持；叶剑英还一直强调“在组织上”解决“四人帮”问题。刚粉碎“四人帮”时，一些人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一再表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生前定的接班人，我一定支持他的工作，由他主持中央的工作。
当国家政治生活终于走上正轨时，叶剑英在《八十书怀》里留下这样一句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慰祝苍生乐大同”
年轻时的叶剑英曾写下用这样的诗句：“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不仅是一位少年的豪言壮语，也是他一生的誓言。
在女儿凌孜眼里，父亲首先是一位保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文人。叶剑英喜欢辛弃疾的诗，那本《稼轩词》他终不离手。有一次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局一次讲话中引用辛弃疾的诗词，刚开了头就突然停下来，让叶剑英接着说。叶帅站起来把全诗流利地背诵下来。毛泽东曾不吝对叶诗的赞赏，称赞叶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谈诗信中说：“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与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叶剑英在早年与母亲的一场告别，就此成了诀别。1944年，在延安的叶剑英得知远在家乡的母亲去世，十分悲痛，他特意留须以示怀念。1946年，他偶然得到母亲一幅像，如获至宝。在照片旁边恭敬地题写：“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为人民的儿子而欢心。”母亲的画像自此便永远地挂在他的卧室里，直到现在还保留在二号院的住所里。
为人宽厚，是叶剑英广被称道的一点。“即便是外围的警卫员，他基本上也都记得名字、家庭状况。”身边的小战士回家探亲回来，他都会很仔细地问一下家乡情况。一次，一个小战士家里有困难，他得知后，还掏出100块钱，这相当于他当时工资的1/4。《叶剑英传》里提到，即便自己身处逆境时，“当他得知宋庆龄变卖衣服和书籍时，特修书安慰，以后又设法拨款接济5万元人民币，解决燃眉之急”。
有一次，一位被大家称为“小和尚”的工作人员护送叶剑英洗澡，一时贪玩，他把门一插，自己到后山玩了起来。被反锁在里面的叶剑英只好在里面“咚咚”地拍门呼叫，幸好被院子里游动的警卫听到才“解救”出来，已经七旬的老人被关了40多分钟。其他人都很生气，叶帅说了句：“无心作恶我不罚，算了吧。”
凌孜还记得，当年她与著名钢琴家刘诗昆举行婚礼时，陈毅、罗瑞卿等很多老帅都来道喜。忙了一天，把客人都送走时已是晚上二十一二点了，父亲问她：“你有没有给工作人员送糖？”凌孜这才想起忙得都忘了这些事，父亲面有不满，“父亲很少凶，所以他一瞪眼我赶紧拿着托盘装上糖和瓜子出去。人家都睡着了，我挨着敲门把他们敲起来，把糖果送去”。
这样谦卑的作风是叶剑英一生都秉持的品质。凌孜说，即使到了晚年，叶剑英已经坐在轮椅上，任何客人来看望他，他都要从自己的住所，一直送到大门口。
当年，邓小平听说“四人帮”被抓以后，第一个反应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叶帅极力推荐小平出来工作，因为对他有了解，知道他是一位有能力、有魄力的领导者。”丁家琪说。邓小平的复出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粉碎“四人帮”后，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人民心中，叶剑英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但他对此则一直保持难得的清醒。早在1979年，他就几次要求退出中央的领导岗位，但未获批准；1981年，叶剑英又给中央写信，要求将他的名字放在邓小平之后，“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要求”；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起，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自此，他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
晚年的叶剑英，还在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奉献他最后的努力。
深圳的蛇口一带因为靠近香港，每天都有很多人想从此处偷渡，因为不谙水性，又不懂涨潮退潮的规律，又是在夜间一片漆黑时偷渡，结果很多人淹死在里面。广东省公安厅想尽办法，也收效甚微，“周围村子的青壮年都跑光了，只剩下了老弱病残”。
凌孜说，叶剑英几乎每年冬天都要去广东。王守江向他报告广东公安厅无法制止蛇口的逃港潮，“父亲听了汇报非常痛心。他感慨说怨不得老百姓，他们也是迫不得已。太穷了，只有经济发展起来，有饭吃了，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1980年，83岁的叶剑英来到蛇口一带视察，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荒滩。深圳开发区在他的推动下顺利建立。
广东出身、加之以前在广东工作的经历，使得当时对大陆尚有疑虑的香港工商界，更愿意与叶剑英打交道。香港商人何贤、马万祺、霍英东、胡应湘、李兆基和美国商人哈默等第一次到内地，都是先见叶帅。粉碎“四人帮”后，包玉刚、李嘉诚第一次到大陆，也是先见到叶帅，叶帅都鼓励他们到内地来投资建设，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巨大的支持。
凌孜说，当霍英东进大陆投资之初，曾遭遇阻力。当时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对象主要针对上层人士，而他们对霍英东的“出身”颇有微辞。“父亲说，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标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国对我们封锁，霍英东支援国家建设，是有贡献的，我们不能用英国人的标准对待霍英东。”他给侨办主任廖承志打电话，两人取得了一致。
这是一个在外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复杂的大家庭，但对叶家成员来说，又觉得关系非常简单。叶家后人现在有50多口，每年都会在广东有一次家族大聚会，其乐融融。谈起这一点，凌孜微笑着说：“父亲在世时，我们各忙各的，不怎么聚；父亲离开之后，我们反倒要聚在一起。”
在凌孜看来，父亲待人厚道而包容亲，即便是曾经敌对的人，“这样的胸怀给我们后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2007年，叶剑英诞辰110周年纪念，在叶帅的老家举行了一个纪念会。约有80多位“红色家庭”的后人都赶来参加这个特殊的聚会。
在会上，代表叶家发表讲话的凌孜说：“我们的父辈对中国的革命、对中国的人民做了贡献，我们为此感到光荣。虽然父辈们曾有不同意见、不同认知，但这是正常的，我们要学习继承他们的事业，就要团结我们后辈，这才是这个聚会的目的。”那天，无论是曾经“整人的，还是挨整的”，其后代都握手、拥抱，几多感慨，几多感动。
聚会上还有两位特殊的来宾，华国锋的儿子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当年，“四人帮”被抓获时，毛远新也一同被逮捕审查，巧的是，当年抓捕毛远新的人也在场，“大家握手、照相”，“我相信，如果父亲能看到这一幕，他会很高兴的”。凌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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