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彼岸的国民党有识之士,对大陆“文化大革命”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痛心疾首。蒋介石于辛亥革命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把“文革”与义和团运动相比附。为了保护传统文化,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了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这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
1967年7月,蒋介石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蒋介石自言运动的目的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亦为凭藉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反共斗争之坚强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
蒋介石还强调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
“文复会”草创之初,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文复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
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
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亡国必先亡其史,蒋介石非常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学校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蒋介石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中小学校国文、历史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冀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
蒋介石还督使教育实行经费保证和法律保证。自1969年始,台湾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这不仅提高了全民素质,有助于经济腾飞,也为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根埋下种子。而与此同时,蒋介石还通过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进行民族精神教育。
蒋介石还炮制了一个中华道统的理论,三皇五帝至孙中山是一脉相传的谱系,而他自己是当代道统的继承人。一些清醒者逐渐敏锐地发觉,传统文化成为蒋介石强化权威,实行独裁统治的手段。
蒋介石这些做法虽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复兴运动来禁锢岛内异端思想,达到其“反共”和维护统治的目的,但无论如何在复兴文化上确实做了不少善事。
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既是传统道德的倡导者,亦是文化上的复古者。他在台湾推行的文化复兴运动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即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虽然运动标榜“新”生活,内容却是“旧”道德。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说:“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在蒋介石的眼中,当时的中国人实在是没有礼义,不知廉耻,自私自利,所以才会有亡国亡种的危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