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杂志2009年第3期刊登了金宝山先生撰写的《绘画大师吕凤子》一文，文中写到吕凤子与徐悲鸿的交往，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并非如此。我为撰写《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书，查找了诸多史料，特别是《悲鸿自述》和王震先生的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等书，均未有金先生文中所提之内容。吕、徐相识是在1927年徐悲鸿欧游归国之后。金先生文中写到1918年徐悲鸿受蔡元培之邀北赴旧都出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也不属实，真实情况是徐悲鸿恩师康有为先生写信给北平的弟子罗瘿公，嘱他帮助徐悲鸿谋留学法国一事。徐悲鸿到北平后结识了华林，经由华林介绍，徐悲鸿得识蔡元培先生，才有了后来应聘北大画法研究会的经历。本文所写，即是徐悲鸿先生三赴上海的一些情况，并请教于方家。
一赴上海
在徐悲鸿早期的传记中，很少有人提到这段经历，直到我读了20世纪30年代《良友》杂志上刊登的《悲鸿自述》一文后，才对徐悲鸿一赴上海稍作了解。
徐悲鸿是江苏宜兴人，1895年生于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徐达章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画家，徐悲鸿自小就与翰墨结缘。徐达章先生有一幅著名的《松荫课子图》，画中少年正认真读书，旁边老者手持羽扇在少年身后凝神谛听，整幅画形象逼真地刻画出幼年悲鸿发奋攻读的情景。
徐悲鸿虽非生于大富大贵之家，但渔樵耕读、诗书传家的门风却也使少年悲鸿生活得多姿多彩，后来徐悲鸿的父亲忽然病重，作为家中长子，徐悲鸿开始挑起生活重担。由于他绘画才能出众，小小年纪便名动乡里，常为亲朋好友作画，父亲卧床养病。17岁的徐悲鸿分别去宜兴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均被录取。于是悲鸿开始身兼三职，在三个学校之间来回奔走，往往是天蒙蒙亮便开始动身，每日奔波近百里，常常数过家门而不入，生活使少年悲鸿开始体味人间的世态炎凉。
当时正值1911年，辛亥革命的思潮暗流涌动，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镇，传播新思想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江苏宜兴靠近上海，所以能够在较短时期阅读到上海的报章杂志。
一天，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兴之所致，就给报社寄去一幅新作——《时迁偷鸡》。《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清末秀才，一位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张元济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看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非常有趣，画中的人物乡土气息浓郁、鲜活，他非常喜欢，于是大笔一挥，给了这幅画二等奖。这个小小的奖项如同暗夜里的烛光，照亮了徐悲鸿对未来世界的向往之路，于是上海那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开始召唤少年悲鸿。1912年的一天，徐悲鸿第一次迈出了宜兴这块土地，来到大上海。据《悲鸿自述》中说，他第一次看到真的虎豹，并亲眼目睹了大上海的繁华与兴盛。这一次到上海，按今天的看法只算作一次短暂的旅游，并非金宝山先生文中所讲，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吕凤子，并向他学习西洋画，徐悲鸿的求学是从第二次到上海开始的。
二赴上海
1912年，从周湘布景画传习所结业的刘海粟再次来到上海，与好友乌始光谋划未来。时值洋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之时，西学东渐，尤其是青年一代对民主科学及新文化的追求异常强烈。政体新旧变幻，新思想新文化次第涌现，诸多教育机构、文化团体也开始粉墨登场。刘海粟、乌始光等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开始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第一次招生广告刊登于1913年1月28日，末次招生广告为2月16日，招生广告说“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像、照相、铜版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正是看到第二期的这则广告，徐悲鸿决心到上海学习西画。
由于资金有限，上海图画美术院办学伊始，异常简陋，教学也极不严谨，徐悲鸿所报的是图画院的选科，教学效果更不理想，师资力量也非常薄弱，甚至一次课堂上老师竟拿徐悲鸿的几幅习作做讲义，徐悲鸿看自己实在学不到什么东西，两个月后便选择不告而别又回到了宜兴，继续担任彭城中学和宜兴女子师范的图画教员。
徐悲鸿二赴上海求学以失败告终，但理想的火种已在他心中开始点燃，对新生活和新艺术的追求使他不再可能囿于一乡，于是就有了1915年的三赴上海。
三赴上海
1914年，徐悲鸿19岁，父亲病故。徐家家徒四壁，连父亲入殓的丧葬费都凑不出，于是他写信向一位做药材生意的长辈借了20块银元。在《悲鸿自述》中，徐悲鸿写道：“先君去世，家无担石，弟姊众多，负债累累，念食指之浩然，纵投身何济……”由此可见，徐悲鸿心情之沮丧和生活的无助。1915年夏天，徐悲鸿决定辞去教员一职，到上海半工半读，寻求提高自己绘画技艺的机会。
临行前宜兴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授张祖芬先生赠句于他：“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话影响了徐悲鸿的一生，也是徐悲鸿从艺做人的真实写照。
徐悲鸿到上海后，经同乡徐子明教授的介绍，得识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尽管李登辉很欣赏徐悲鸿的画，但看他形容消瘦，面相较小，就对别人说：“此人完全是一个小孩，岂能工作。”因此拒绝为徐悲鸿提供工作的机会。
徐子明教授又介绍徐悲鸿去找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恽铁樵，盼望能找一份为杂志内页画插图的工作。谁知找这份工作也是一波三折，虽然工作最后也没有落实。但他却因此结识来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好友黄警顽，并与黄结成了一生的朋友。在黄警顽的热心帮助下，徐悲鸿不但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而且还得识了上海布景画传习所的著名画家周湘，黄警顽在《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的文章写道：“那时，上海有一位名叫周湘的油画家，是江苏嘉定人。周湘看上去还不到50岁，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畅谈了一个下午，第二次拜访时，他带了自己的8幅中国画和西洋画，周湘很赏识这些作品，说表现技术已经具备成功的条件，只要再下苦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成为一鸣惊人的画家，周湘对欧洲美术史、法国和意大利的各派绘画大师的生平和作品都非常熟悉，谈了很多，他让徐悲鸿欣赏了他的收藏和历年作品，使这位青年人大开眼界。”周湘后来曾把一套四本的西洋画册送给徐悲鸿，正是与周湘的交往使徐悲鸿心中萌生了学习法文，去欧洲留学学习西画的愿望。
正是徐悲鸿第三次赴上海，翻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徐悲鸿在这里结识了康有为、陈三立、蒋梅笙等社会贤达，从这里出发到法国留学8年，完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变，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的领导地位，并成就了一代美术大师。时至今日，其艺术成就依然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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