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儿。”我想韦佳若在身边，一定会得胜地打个口哨，哼一曲：

我爱你至死不渝，

哪怕海枯石烂；

我爱你天长地久，

千年万载共蝉娟。

我想起了，跟韦佳一起去看电影，每当我旁边坐的是个男的，他一定要与我调换位置。如果他的邻座和我的邻座都是男性，不可调和时，他一定要在电影一开始就把我揽在怀里，生怕谁碰我一指头。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神经质，他回答道：

“世界上好女人可以找到，好男人可就难寻了。你不知道，男人的心呀，都挺野的。”

是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男人。可是现在，我跟一个陌生男人这般近于老相识地交往，韦佳若知道不知会怎样嘲弄呢。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感觉到了自由，好象刚刚从寂寞的天上跳下来，蹬碎了围住我不撒手的云彩，有一种接近土地的踏实感。

我跟他一起走了，肩并肩的。在别人看来，也许我们就是一对和谐的恋人。这一刻，我忘掉了韦佳。

市场里有一家书摊，我们进去，浏览一番。我买了两本畅销书——《一夜天堂》和《白梦》；他呢，则买了一套连环画册。

我在心里揣摩，他一定是小学文化程度，不然，怎么会买这种画册看呢？他似乎是猜中了我的心思，很莫名其妙地笑了。

人熙熙攘攘的，叫卖声和录音机播放的《阿里巴巴》、《成吉思汗》、《春夜小雨》搅在一块，彼此不相谦让地冲进我的耳膜。有一家音乐茶座吸引了我们。

“想进去吗？“我问。

“可以可以，星期天不就是消遣消遣嘛。“

门票五毛。他掏出一元钱，买来两张，带我进去。五毛钱，包括一碗值五分钱的清茶，以润喉舌。另外的四毛五呢，不过是买来眼福吧，一会儿有京剧清唱，或《红灯记》或《沙家浜》，老旦和青衣的服装扮相不分彼此，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又有自称严凤英徒弟者大唱特唱《女驸马》；一会儿又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子的录音。真是广采博闻，令人应接不暇。他时时扶颏微笑，我亦然。
茶也吃得淡淡，看也看得淡淡，我们都有些兴味索然了。彼此心照不宣地摇头一笑，几乎是同时站起走出这家音乐茶厅，也是同时在走出之后大大地呼吸了一口户外含有阳光的清爽空气。

“真有趣。“他感慨。

“的确有趣。”我答。

又向前走，有个叫卖袜子的拦住我们：

“你们看看，这袜子质量多好，颜色多好，穿着多舒服，买两双吧，穿袜子是不分男女的。”

我哑然失笑。他摆摆手，表示拒绝。那人悻悻然地掉转身边走连嘟哝：

“这小两口够抠的。”

是中午了，我又感觉到饿，肚子在咕咕叫食。于是又进了一家小店，喝了碗大馇子粥。出来时，觉得天分外地白，鼻尖上也沁了一层细汗。
他提议去看电影，并且掏出了两张票。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甚至都没有问电影的片名，更没有问他为什么事先买了两张票——是另有他约，还是早料到我会同他一起去？

电影院里阴凉凉的，刚坐下不到两分钟，就开演了。我第一次坐在两个男人的中间看电影，所以感觉特别不舒服。一会儿看看左边，一会儿又望望右边，银幕上映些啥，根本没有收进眼底。我想起了韦佳，如果他在身边，会俯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些什么，我呢，也会温顺而默默地听着。

他在大笑着，所有的观众都大笑着。原来，银幕上的妻子有了外遇，正在家里寻欢作乐，丈夫回来了。她把情人按到床底下，若无其事地扑向丈夫，煞有介事地喃喃细语：

“亲爱的，你回来了。”

我却笑不出来。这是件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有什么值得笑的呢？韦佳若在，也会笑吗？

我极其失望地走出电影院。他没有跟出来，因为他正笑得前仰后合，所有的观众都笑得不知所措。

我出了影院，直奔汽车站。坐上车，一心想着去见韦佳。

到了一站，上来一位年逾六旬的白发老翁。售票员颇有所指地瞅着我说：

“哪位给这位老人让个座。”

我直视着售票员的眼睛，毫无惧色。我干嘛要让座？说不定这老头是个罪犯，越狱潜逃，**机关正下令通辑他呢。也说不定这老头子是个精神病患者，专好挤车坐着玩。你瞧瞧他吧，哼，还豁着一口漏风的牙贱笑，老不正经！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