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在延安的处境是尴尬的,这使他同海伦的会谈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徐向前很客观地向海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但谈话到1936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便戛然而止。
关于此后西路军与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浴血奋斗的情形和惨败的原因,徐向前无法对海伦细述。但那段经历却时时莹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中央下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画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4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山开会,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之后,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部队更加人心涣散。留下的3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他们是边打边撤上山的,红军的尸体留了一路。
西路军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二万多人,仅存此四五百人。
这些情况都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次讲话是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定性。
没有人追究徐向前的责任,然而他显然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之一。没有人处罚徐向前,然而他的部下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和率残部来到新疆的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去延安”。李先念不假思索地回答。
来到延安的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一撸到营教导员。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两行热泪。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先念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1937年12月的讲话从左倾思潮压制下解放出很多西路军将领,但同时也否定了西路军出征的意义。西路军败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徐向前和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心头。几十年来,徐向前顾全大局,委屈求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喋血奋斗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虽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的功绩是永不可磨灭的。
北方帅星从南方冉冉升起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然而这位令北方人感到骄傲的元帅,同样是在南方成熟成长起来的。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山西,在他23岁投考黄埔军校以前从未离开过这里。在黄埔军校毕业留校后,他因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也思念家乡的亲人,很想回北方图谋发展。适值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徐向前和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恰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想插手国民二军,“改造”冯玉祥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亲自召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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