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严，孝慈这对兄弟渐渐地长大了，他们想与父亲见面、想认祖归宗的愿望也变得越来越明确。上大学之后，兄弟二人和王升的接触又渐渐多了起来，有时他们会去王升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的家里吃饭。孝严、孝慈多次提出希望见父亲一面，然而这样的愿望总是落空。

    蒋孝严的人生理想是从事对外交往的工作。１９６８年，他通过了“外交领事人员乙等待考”，正式进入对外交往的工作领域。几年之后，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父亲蒋经国。

   蒋孝严：我在“欧洲司”主管对欧事务，包括比利时、法国、教廷这些业务，那教廷每年教宗的生日，他们有一个酒会。虽然是科员，可是主管这个事务，我也应邀参加这个酒会。酒会的时候，在１９７２年的酒会上看到我父亲，他也在那里。那时候他是“院长”。他远远地在那里，因为酒会地方也不是很大，我看到他，我心里面，我真想过去叫他一声爸爸，可是我也不敢这么做。我们目光有接触一下，我记得很清楚，我也不知道他认出我来没有，我也不愿意让他有任何的尴尬，我反而见到他后，我从后面退出来，避开他的视线。就这么一次，公开地比较近距离地见过。

最后的第一面

    １９８６年，蒋经国与蒋方良的二儿子蒋孝武因为受“江南案”牵连，离开台湾，被派往新加坡。此后的一段时间，蒋孝严和蒋孝武见面的机会逐渐增多。在此之前，在台湾，蒋孝严、蒋孝慈兄弟曾受过蒋孝武排挤。

    蒋孝严：那孝武，我们见面更频繁，他一到新加坡去，我等于是他的长官，我是“外交部次长”，主管亚太事务，主管新加坡。他每次回来我去接飞机，我们处得非常好，我们很快找回以前失去的那种兄弟的感情。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下午３点５０分，蒋经国因大量吐血，引发心脏衰竭而逝世。

    蒋孝严：他在过世后，孝武从新加坡赶回来，孝勇很快也跟我见面，他问我跟孝慈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说我们希望跟父亲见最后的一面，我们没有别的什么要求。然后他们说，当天不行，找一个适当的时候。那孝勇呢，就在经国先生过世后，第四天晚上１１点，车子安排我跟孝慈一起到荣总，晚上到那面都１１点半了，因为没有人在那个地方，他们有几位侍卫在那里。然后我们绕过灵堂，到冰柜那里，我父亲的遗体放在里面。孝勇把他抽出来，那是见父亲的，等于是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这个当时我跟孝慈很激动，泪如雨下，我们跪在那里磕头，然后我们再一起把他推上去，把他放好。然后我们再出来。这是人生很悲惨的一幕，但是我们总算见到了最后的一面。这是孝武跟孝勇他们的安排。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