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严、孝慈这一对小兄弟来到台湾的时候只有７岁，外婆和二舅章浣若给他们登记的名字分别是“章孝严、章孝慈”。并且故意把孝严的出生日期提前了一年，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是孪生兄弟的事实。外婆告诉他们：你们的父母在大陆。即使如此，还是总会有人把孝严、孝慈与台北权力巅峰的蒋家扯上关系。

    蒋孝严：初三以后，我们半夜有时候会被外婆哭泣的声音吵醒。我跟我弟弟还有外婆我们三个人睡在一个房间。有一天我们实在是好奇啊，也按捺不住，我们就起来跑到外婆旁边，想安慰她几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她手上拿了一张照片，在那边低声地哭泣，我们问说，这是谁呀，她说，你们不要管。

    外婆过世之前，有一天早上，把我跟孝慈叫来，叫我们坐在她床沿边上。然后就跟我们说，她叫我们大毛、小毛，这张照片就是你们的母亲，前几次你们看到我晚上起床，实际上就是想念你们的母亲，你们母亲在你们６个月大的时候就过世了。她说你们的父亲是蒋经国，在赣州跟你母亲认识的。我跟孝慈当然难以置信。

一段“难民岁月”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５日，章亚若因为身体不舒服，步行到医院去就医，据说，在医院里面有一位神秘的医生为她打了一支针剂，几个小时之后，她就命赴黄泉。几十年来，对章亚若的死因众说纷纭。

    王升，台湾军方的陆军二级上将，曾经掌管权倾一时的“总政战部”、也就是“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早在抗战期间蒋经国主政赣州的时候，王升就进入了蒋经国创办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在这个“青干班”里边，王升受到了老师蒋经国的器重，他和同学章亚若也成为了好朋友，他还见证了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１０年之后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已经身居要职的王升却时常轻车简从地出现在小城新竹。他肩负着一个秘密的任务。

    蒋孝严：后来只有王升将军，每次过年的时候他都会到新竹来，开一部吉普车，停得离我们住的地方远一点。他没有停到门口，怕引起注意，因为那吉普车有军字牌照嘛。然后他走下来。过年的时候来拜年，然后端午节、中秋节，他一定会来。他来的时候，我们生活就不错。我记得我们念初中的时候，他一来，第二天就有鱼有肉，生活就改善一些。后来有段时间情况就很差了，不仅菜不好，后来连米都没有了。我还记得我跟孝慈到东门市场，就我们住的附近，到米店去赊米，十斤，二十斤的，就说下次钱来了再给你们。因为新竹也不大，大家都认得，生活就简直是比一般要差很多，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没有见过电灯泡以外的电器，所谓电器就是电灯泡。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蒋孝严的二舅章浣若与王升闹翻了，从台北送来的生活费戛然而止。同时章浣若的生意不断遭遇挫折，还要养活一家十几口人。这一段艰辛的时光被蒋孝严称为“难民岁月”。

    １９６０年，外婆周锦华去世。也是在这一年，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了私立东吴大学。

    蒋孝严：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连到自助餐店去吃中午饭都没有办法付钱，就记账。这个黑板上面常常有我们的名字，而且欠一餐就打一杠，两餐打两杠，就用正字做记，我们的正字特别多，就像现在开选票一样的。后来我们在大学就自己找家教，利用下课的时间去教书，能换一点外快，逐渐地才算勉强地度过。交学费，注册费的时候没有钱，二舅没有办法把钱汇过来，那我们才会跑到注册处。有一个教授，替我们做担保，说一定会补交这个注册费用，延期交，所以日子在高中、大学都是非常艰难，可以用“清苦”两个字来说。对我跟孝慈来讲，现在回头想想是蛮好的。

认祖归宗难成行

    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一共养育人四个子女，分别是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和小儿子蒋孝勇。蒋经国性格随和，喜欢热闹。在台北市长安东路的家里，他经常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则满屋乱跑。

    蒋孝严：如果跟其他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来比，那段时间真是天壤之别，他们什么都有，我什么都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