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财政困难，宫中也未必奢侈，据何刚德所说，他有一次勘估宫中工程，“见宫中妃嫔每人各住一院，每院中必排百数十个饽饽，未见有特别厨房。……乾清宫后进即交泰殿，俗传皇上大婚住处，……其两廊所排列者仍是饽饽，盖宫人食料，固以是为常品也。宫人之不得意者，多自制荷包，令太监售之于外，每套得银四两，其针黹极精致。宫女与人家婢女无异，一律穿红布衫，以月白缎镶边，余随扈东陵时，曾亲见之。可见宫禁之中，崇尚节俭，不似人间富贵家也”。另有一次，何刚德在东陵当差时，“惇亲王（奕誴）至，隔店而住。以亲王之贵，旅行不带厨传，乃呼豆腐干以侑酒。后查之，亲贵不当权，所食不过如此，特五王爷尤穷耳。”

皇族的逐渐贫困化使得他们不得不放下“高贵”的身份，一些闲散宗室也做起了小生意甚至偷偷的拉起了洋车。更有甚者，清末京城中有空房出租时，有的就在帖子上都用小字写着“贵教免问，贵宗室免问”，意思是不租回教徒，因其习惯不同，怕麻烦；不租宗室，则是怕他们交不起房钱。胡思敬在《国乘备闻》中乃至于有宗室贵妇陪酒的记载：“旧制，皇族不得离城，不得经商，不得置产，不得外任，防范极严。……生齿既众，贫富不均，专恃公禄赡养，坐食无所事事，窘甚，多不能自给。尝有友人入内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门外车马阗咽，忽见一艳妆少妇，年约二十许，乘红托泥车扬鞭竟入。问从何来？曰：‘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座宾，即侑酒者也。”

乾隆曾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按理，家计困难原本应精打细算，但可悲的是，一些旗人仍沿袭了先前遗留的奢侈攀比风气，正如嘉庆在一道上谕中说的：“我满洲淳朴旧风，衣服率多布素。近则狃于习俗，兵丁等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耻”，旗人们“往往耽于口腹，饷银一经人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赀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随即贱价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来买。”

在乾隆年间，吃点、喝点、玩点或许没有什么，但在朝廷俸禄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旗人们仍旧是“寅吃卯粮”，一些旗人家庭上半个月大吃大喝，下半个月却只能靠告贷或典当来维持生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如老舍在《正红旗下》里的描述，很多旗人的旗田实际上早已卖掉，平时花费全靠赊账，等钱粮发下之后，第一件事是先还旧债，然后再向米铺、油盐店借新债。

混到了这份上，一些旗人也不忘摆谱充大。据时人的描述，有旗人到饽饽铺买饽饽，伙计用纸包好，他却要留出两块当场尝尝。只见这位爷右手把点心举起来，左手提起饽饽包，脖子伸长，头歪着，张嘴咬饽饽。饽饽是酥皮糖馅，一咬碎皮纷纷落地，这位爷却满不在乎，伸手向伙计要茶喝，伙计递上一杯，他喝上一口后，含在嘴里咕噜了一阵子，然后背过手去，连眼皮也不抬的把水杯递给伙计，再把口中含着的水喷在台阶下，随后右手托起点心包，左手握着鼻烟壶，两个膀子悬空，一摇一晃地走了。

小说《那五》曾这样描述旗人在饮食上的穷讲究：那五是八旗贵族的后代，家道中落后，他是“倒驴不倒架，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尔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作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

吃喝还是小事，一些旗人整天无所事事，成了梨园的常客、职业的玩主甚至沾染鸦片、赌博等恶习。当时有首竹枝词这样讽刺他们：“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里原无事，早饭完了便出城”——出城做什么呢？遛鸟、玩鹰、放鸽子、斗蟋蟀，有些人为此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而不顾，这些在《正红旗下》里都有极生动的描绘。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