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按:朱士珍,1959年10月至1966年在周总理身边担任内勤卫士,负责照顾周总理的生活有七年多。在2010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34周年前夕,朱士珍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他用平实的话语,真实地勾勒出周总理作为国家领导人高尚而平凡的伟大形象。
周总理设家宴欢迎我
我从1946年就开始在上海四川北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做学徒。新中国成立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凯福饭店工会主席。1958年4月,我被外交部选拔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庆十周年活动的服务工作。那年我28岁。一天,周总理到钓鱼台国宾馆了解国庆十周年活动工作人员进京的情况。总理走到我面前,亲切地问我贵姓?哪里人?听我回答后,他高兴地对我说:“我知道,陈老总说起过。你13岁开始做饭店工作,是一位年轻的老师傅。”这是我和周总理的第一次接触,至今仍不能忘怀。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结束后,组织上就把我调到周恩来总理身边担任内勤卫士,主要负责照顾总理生活方面的工作。
1959年10月2日,外交部的同志把我送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家里。零点30分,周总理回来了。一见面,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朱,你帮我工作来了,很好!”第二天中午,周总理特意设家宴招待我,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请了陈毅副总理夫妇和总理办公室的其他同志作陪。总理让我坐在他和陈老总的中间,向大家介绍说:“我向陈老总要了个人,就是这位小朱,不,应当叫老朱。虽然他年轻,但我们要尊重他,今后大家都叫他老朱。”
我这个人没见过大世面,本来就紧张,听周总理这么一说,更是手足无措。我低着头说:“不要叫老朱,就叫我名字。”邓大姐在旁边笑着说:“你不用客气,总理说得对,今后我们大家都叫你老朱。”
陈老总则乐呵呵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总理亲自点将,你可要好好干啊!”“老朱啊,今天总理请你吃饭,你要吃啊,不要太紧张。你紧张总理要不开心的,放松点!”
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悄悄地坐到了边上。周总理见了连忙走过来,亲切地对我说:“老朱,过来过来,今天是请你,你是贵宾,应当坐到这里来。”说着,就把我拉到他身边,让我坐到上座的位子。我想,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服务员,组织上安排我为总理做服务工作,刚刚踏进总理家的大门,还没有做什么,反成了总理家的贵宾。
由于第一次和总理一起吃饭,我显得很紧张。周总理见此情景,就和我拉家常并不断地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我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说:“首长吃,首长吃??”周总理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不要叫首长,我们都是人民的服务员,都是同志,都是为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你可不要拘束!”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天的家宴非常简单,只是“四菜一汤,一个冷拼”,就是红烧狮子头等几个家常菜,但气氛非常温馨。
周总理时刻关心身边同志的学习和生活
周总理工作很忙,但常常忙里偷闲,无微不至地关心身边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学习。我刚去的一段时间,总理见到我就问:“生活习惯吗?粗粮吃得惯吗?”那时北京市民每人每天配二两大米,其余是粗粮,总理本人也一样。我回答说:“总理吃得惯,我也吃得惯。”总理说:“那可不一样。你刚从南方来,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嘛!”我对总理说:“我是农民出身,喜欢吃粗粮。”总理说:“农民出身,现在当工人,工农联盟,好!今后你要多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
平时,周总理稍有空闲就和我谈心、拉家常。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来,我和邓大姐是很欢迎的,一家人有啥困难尽管提。”我说:“困难倒是没有,就怕工作做不好,对不起总理。”知道我文化低,总理常对我说:“有空时多学习,我让秘书教你。”知道我家在上海郊区农村,家里有年迈的父母,妻子生下老二后身体也不好,总理常常提醒我给家里写信、寄钱。以后,总理凡是到南方,总是带上我,让我顺便回老家看看。
我记得第一次跟周总理到上海,警卫秘书没有安排我回家里。总理突然看到我在他身边,感到很奇怪,问:“你怎么没有回家?”我说:“没有安排。”总理马上批评警卫秘书说:“老朱家在上海,怎么不让他回去看看?下次再到上海来,直接叫他回去!”
这件事周总理一直放在心上。后来,周总理第二次带我到上海,飞机一到上海机场,总理就亲自关照我回家去。并且说:“这次我可能要安排到你家里去看看。”后来,因为陈丕显临时要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就派童小鹏主任和另外两位秘书专程到我在宝山罗泾农村的家中,看望了我的父母和妻儿,并赠送了卷面、饼干等礼物。以后,只要来上海,停留超过两个晚上,周总理都安排我回家一次。
回乡探亲周总理给我交代任务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都有一种亲切、放松的感觉。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很乐意把自己听到、看到、想到的事情讲给总理听。因此,他常常能了解到社会上许许多多第一手的、真实的情况。
我每次回上海探亲,周总理都要让我作一些调查,要求我看得仔细一点儿,回北京以后当面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向他汇报。他对我说:“你了解情况不用多,只要看看自己那个生产队,看看你周围的邻居平时吃些什么,听听他们平时在讲些什么,回来对我一讲我就有数了。”
1961年我回上海探亲,当时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我看到上海郊区农村的许多人家在吃只见青菜、很少见米粒的稀饭。回北京后我向总理汇报了。总理非常重视,就问来京开会的柯庆施。柯庆施说:“我叫秘书去看过,上海农民的生活还可以。”总理说:“我身边的老朱同志回去看过,情况不是那样。”又说:“不要光听汇报,要自己亲自下去,揭开农民家里的锅盖看一看。”后来,柯庆施按照总理的要求,到农民的家里去看了,才知道总理的批评是对的。
周总理对自己的工作、生活要求近乎苛刻
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头几年,正好是国家困难时期。总理忧国忧民、呕心沥血的情景,虽然已过去了整整50年,但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每当我想起来,还时常忍不住流眼泪。
那时,周总理一个月只配给三四两猪肉。我看到总理工作非常辛苦,想给他稍稍增加一点儿。总理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国家规定的我吃,超过规定标准的我不吃。”“全国工人、农民肚子都吃不饱,我怎么能多吃?!”
周总理本来习惯每天早上喝一杯豆浆、吃一个鸡蛋。后来,由于国家困难,他主动提出不吃鸡蛋,我只好照办。不久,保健医生发现总理越来越消瘦,就和我商量,让总理早上恢复吃鸡蛋。我怕总理不肯吃,就让炊事员把豆浆和鸡蛋一起煮。可是,当我把这份早餐端到总理面前时,总理一脸不高兴地说:“我说过不吃鸡蛋。我不吃,请你吃!”说完,就出门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这下我可慌了,急忙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觉得总理空着肚子开会不行,就派人去会场,给总理茶杯里加了几勺葡萄糖。事后,邓大姐对我说:“总理对自己要求很严,说到就要做到,今后你按他说的去做就行了!”
周总理对自己的要求严得近乎苛刻,他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从外面回到家里也总是先进办公室批阅文件,许多事都要亲自过问。每当这时,我总要炊事员给总理做点儿点心,而总理总是不让,经常吃一碗泡饭或者啃一个冷馒头了事。
周总理的卧室很简陋,几样普通的家具,一张木板床。有一次,总理出国访问,秘书派人将房子整修了一遍,并把木板床换成了席梦思软床。总理一回来就问:“谁干的,把我的房间弄成国宾馆了?”秘书只好重新换回木板床。
事后,周总理把我们叫到一起,对我们说:“我经常讲,工农群众生活不提高,我的生活标准也不能提高。现在我的生活条件已经比群众好了,怎么还要超过?”总理又对我说:“你年纪轻,今后跟我的时间还长,你要记住,为我搞特殊化,我可要生气的。”总理很少生气,这次他真的生气了。但即便是批评我们,我们的心里还是暖暖的。
周总理的衣着也很朴素,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外衣只有一套是像样的,那是总理接见外宾和出国访问时穿的“出客衣裳”。有一次,我见总理的衬衣破了,随手缝了几针。总理知道后夸奖我:“你的手艺不错嘛!今后我的衣服破了,就请你补。”以后,总理的衬衣领口、袖口破损,我按照邓大姐的要求请人调换,一般的小修小补,就由我来完成。
总理赠我的一块手表——我家的传家宝
1966年春节前夕,周总理把我叫到跟前,亲切地对我说:“老朱啊,你在我身边工作6年了,你家在上海,家里生活也比较困难,如果能把你的家属搬到北京来,也许好一些。可是听办公室的同志讲,你的家属是农村户口,这样随便把农村户口迁到城市是不妥当的。如果是城镇户口还可以动动,农村户口不行,国家政策有规定,我不能开这个口子。所以,你家属调北京不可能了。但你一个人在我这里工作,生活确实有困难,我想把你调回上海,你有什么意见吗?”邓大姐说:“总理决定让你回上海工作,怕你有什么想法。你工作很好,总理和我都很满意!让你回上海,主要是考虑对家里照顾方便些。”
听了总理一席话,我当时很感动。我虽然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北京工作,家里的许多事照顾不到,但我很乐意在总理身边工作,就把想法给总理说了。总理笑着对我说:“今后我到上海去,会来看你的,你也可以经常到北京来玩嘛!”离开总理家的前一天中午,周总理又设午宴为我送行。
我动身那天,总理一早要出门,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老朱同志,我不送你了,以后我去上海看你。”临别,他亲自将一块手表送给我。这块手表是总理赴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时苏共中央赠送的纪念品。回国后,周总理就将这件礼品上交国务院办公厅。当我要离开总理时,总理又特地申请将这块已交公保存的礼品领了出来,作为纪念品赠送给我。他对我说:“我没有别的礼物,就把这块手表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激动得连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眼泪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淌。这件珍贵的礼物,我一直珍藏着,它成了我们家的传家宝。
回上海后,我到锦江饭店工作。以后,总理到上海,果真让秘书把我叫过去,问长问短,还亲手给我削苹果。总理问起我家里的情况。我说还可以。总理说:“老朱,你人老实,有困难也不提,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是知道的。”
邓大姐两次邀请我到北京做客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我悲痛欲绝。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到北京见总理最后一面。1988年10月2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大姐邀请我和妻子潘月珍到家中做客。从那年开始,国家正好实行休假制度。总理当年的警卫秘书成元功陪着我们夫妇来到门口时,邓大姐迎上前来握着我的手说:“20多年了,你一次也没来过,我们都很想念你啊!”
当我提到周总理逝世我未能到北京吊唁时,邓大姐说:“你不来也好,总理临终前关照,不要叫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来。如果来了,也叫他们呆在家里,不要出去抛头露面。”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总理想得多么周到啊!
1989年,邓大姐再次邀请我们夫妇到北京做客。她当面对我说:“你回去可以对组织讲,让一个孩子出来工作,接你的班,国家有政策规定。”但我想到总理的言传身教,没有向组织提出来。现在,我已退休多年,和妻子、三个儿子仍然生活在上海宝山区罗泾镇农村。我常常给他们讲总理和邓大姐的教诲,他们也都乐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贡献。
我有幸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8年,回上海工作前,周总理曾关照我,回去不要宣扬。我严格遵从周总理的嘱咐,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从不提起这段历史,以至家乡人只知道我在北京工作,在外交部工作,不晓得我实际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我也从来没有利用自己和周总理的特殊关系,为自己和家人谋取任何私利。
我的心愿就是要把我所知道的周总理的一些生活小事,以及这些小事背后的感人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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