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潘先生全面接触是从1952年开始。当时我是北京《新观察》杂志的摄影记者，一有时间就往潘先生家里跑，他和费孝通先生住隔壁，潘先生也是费先生的老师。

　　潘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每年要到地方考察一次，了解民情，体验生活。1956年11月，他要到湖南、湖北、四川一带继续进行田野调查，识别土家族。当时土家作为单一的民族还没有正式得到承认，他们被认为是瑶族、苗族或者是汉族。

　　潘先生想让我跟他一起去拍点照片，作为资料。他跟我们杂志社联系了，承诺这次考察的报告在我们杂志上独家发表。领导当然同意，我也是求之不得。当时上海《文汇报》有个记者叫杨重野，还在度蜜月，知道了这个事，也要求一起去。我们三个人历经65天，到过18个县市，行程达7000多公里。

　　这些日子，我全面认识了潘先生这个人，他确实有学术大家的风范。

　　因为跳高锯了右腿

　　潘先生右腿残疾，这趟路又全是山区，有个说法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走路的时候，脚趾头要用力钻进泥里，手要攀着树干走，我们就这样整天地穿行在高山低谷里，潘先生拄着拐杖，很要强，不要搀扶，走得满头大汗。

　　潘先生告诉我，1913年春天，他14岁，父亲去世了，当年的下半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中等科，读大学以及到美国留学，都是公费待遇。他喜欢体育活动。他说自己一直记得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对他们大声喊：“年轻人，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才可以为祖国工作50年！”

　　潘先生说这番话让他很受鼓舞。有一次跳高，跳过了横竿，右脚落地的时候，突然觉得跟触电了一样，有点疼，但是没有在意，照常运动。过了几天，右膝盖越来越疼，才去找医生，原来感染了结核菌，延误了时间，当时的医疗水平又不高，只好把右腿给锯了。

　　他“就是本百科全书”

　　潘先生很随和，几乎没有什么脾气，跟谁都能说上话，喜欢和老百姓在一起，没有架子，什么都说。

　　但一工作起来，潘先生就全身心地投入。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来当地志书，彻夜地读，做笔记。白天，他要听取当地政府的汇报，还要找些老人家来，听他们说话，勾起他们的回忆，从他们简单的叙述中来进行学术辨别。如果当地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文物，他非要到现场去看一下。

　　我记得在奉节的某个早上，潘先生看见一个小孩在宾馆的院子里玩，就走过去跟他玩了起来。他得知孩子喊外婆为“家家”，顿时来了兴致，因为这是土家语。他就同孩子一起找到他的父亲，了解到不少土家的情况。他真是能做到处处皆学问。

　　潘先生的英文很好，有人说他“英文比英国人还好”。记得有一次在轮船上，我和杨重野找了一篇狄更斯写的散文，用英文念给他听。他边听边帮我们指出发音上的毛病，很认真。兴致来了，他拿起书自己念了起来，很陶醉。

　　费孝通先生说潘先生博学得如同百科全书，不知道的事不用去翻资料，问他就好了。这回我真是见识了。在路边看到一朵花，他就能说出这是什么花，有什么特点；在集镇上看到斗笠，他就能随口说出斗笠的历史，一个简单的生活用品能让他讲出一大堆道理来；奉节有个杜甫草堂，我觉得奇怪，潘先生告诉我，杜甫一生不得志，在成都有个草堂，那是他一个叫严武的朋友当时任西川节度使，推荐他当了检校工部员外郎。后来严武去世，杜甫没有了依靠，就从成都东下到奉节住了三年。

　　种出了一对并蒂葫芦

　　一路上，我还发现潘先生有股孩子气，很可爱，总是笑眯眯的。

　　他有个爱好，就是喜欢洗澡。而且澡堂里有什么按摩、搓背、修脚，他都要试一遍，跟个小孩似的，觉得好玩。我怕痒，搓背还有点疼，他以为是享受，并且说是缓解疲劳的好办法。

　　有一回我们说到葫芦。潘先生当时在宾馆的床上躺着，顿时就坐起来了，突然问我是否记得他的书房里有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种出了两个并蒂的葫芦，挂在书房墙上当宝贝看。但我装糊涂，说满屋子都是书啊。潘先生点头，问还有呢？我说有个大砚台，还有个笔架，挂着大小的毛笔。潘先生又问我，那墙上还挂着什么呢？我知道不能再装了，赶紧说，还有您的“镇宅之宝”，一对葫芦啊！墙上挂的匾好像是“双葫芦斋”??

　　潘先生眉飞色舞起来，说不对，叫“葫芦连理斋”，然后就讲开了。他说自己的专业是优生学和遗传学，有点冷门，不受重视，但这是基础科学，跟人们身边的植物、跟人本身都有关系。所以留美时他选修了生物学，拿不到学位也不在乎，读了四年。1934年，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家门口有个架子，他就种上藤萝和葫芦，让它们攀援，夏天可以乘凉。

　　过两年，奇迹出现了，冒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头靠头地长在一起，这很难得。潘先生说他起初担心这两个葫芦长不好，哪知道它们很争气，长得差不多一样大，而且身形、圆度、腰围都很均匀。他觉得这是对他学习生物学的最大回报。有人问他为什么生物学系的师生种不出来，潘先生的回答很得意，一是因为生物系的师生都关注更有研究价值的动植物，对葫芦没有兴趣，另外就是他们没有学好优生学。

　　这是他很开心的一件事。

　　在费孝通的怀里离世

　　早在1953年，潘先生通过研究，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土家不是瑶、苗、汉，而是历史悠久的单一民族”。1956年的五六月份，他到湖南吉首、龙山、永顺、凤凰、保靖、古丈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向中央政府呈送了《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刘少奇批示责成国家民委组成中央土家识别调查小组，进行土家民族识别调查。同年8月，潘先生又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10月，中央政府同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957年1月，中央统战部发出文件，正式确定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没过多长时间，潘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之一。他的主要“罪名”竟然是“破坏民族关系”。“文革”中让他劳动，一个人在菜园里除草，他一条腿没办法站，只能搬一个板凳来坐，但板凳也不让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病越来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来。后来费孝通先生拿了一件大衣和一床很薄的被褥给他，但最后没有药可以救，1967年6月10日晚上，他在费先生的怀里含冤离世了。

　　去世前，潘先生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单词来描述自己的一生，即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和succumb(“灭亡”)。费孝通先生发出过这样的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后来，我受潘先生的女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潘乃谷所长的邀请，对土家族进行新的调查。有些老人家还记得潘先生，说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大学问家，土家族的百姓都感激他。

　　【口述人张祖道，摄影家，1922年生于湖南，1945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现居北京。2007年出版影集《江村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