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书局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盛大庆典的日子里，我深深地怀念局史上那些为推进文化教育事业、弘扬传统文化而辛勤耕耘勋劳卓著的老前辈、老师长。赵守俨先生就是我们耳濡目染多年深受其教育和影响的一位。

　　守俨先生1926年出生于一个旧式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幼年接受的主要是中国式的传统语文教育，并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他在11岁至15岁期间，又曾就读于北京的美国学校和天津的圣路易学校，接受过正规的西方语言文化的训练。他1943年考入辅仁大学，1947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经济系。社会的变迁，家道的中落，抗战的爆发，新中国的成立，无一不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他是一个既有深厚扎实的旧学根底，又有开放通达的人文意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1951年春天，他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1953~1954年，商务被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改以出版理工科教材为专业方向，商务只保留了一块副牌。守俨先生被编入工具书组，与吴泽炎等位先生在一起，专门处理商务副牌下的有关业务。尽管副牌是岐视性的，只能出一些正牌看不上眼的非正统的或者二三流的作品，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大家工作热情很高，都希望多做一些工作，所以还是出了不少有用的书。守俨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先后编辑出版了清人写的读书札记和读史札记十余种，整理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这两部目录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还担任了《唐大诏令》、《初学记》、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等书的责任编辑。在商务工作的八年经验，还有袁翰青、吴泽炎等位先生的指点帮助，都为他后来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方面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

　　1958年全国各出版社的业务均按专业分工原则进行调整，12月底守俨先生调入中华书局。从此，他就和“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项宏伟工程源起于毛泽东主席1958年7月要求组织人标点前四史并附杨守敬历史地图的指示，经范文澜、吴晗召集会议，研究贯彻落实问题，出版任务随即落实到中华书局。当初要求标点本的“前四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于1959年出版，严重低估了历史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困难和复杂情况。即使简单从事和匆忙赶制，前四史也是迟至1962年5月才全部出版，而后面各史的情况还要更困难复杂一些。古籍规划小组要求新整理的“二十四史”要成为代表国家水平的超越前人的最好的本子。守俨先生认为：“这只有在校勘上提出更高要求，标点和分段规定出更精细的办法才能达到。各史形形色色的错误如果不能校正，标点也无法准确。”经过深入调查和全面研究，决定对后面各史提高要求，除选好底本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书内部各部分间的互校)和“他校”(与密切相关的史籍、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充分汲取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同时具体拟订了一个广泛适用的详细的标点和分段体例。

　　鉴于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常被其他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间没有保证，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都会发生问题，守俨先生郑重建议将参与点校的专家学者借调到中华书局集中工作。此事经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与古籍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商量，报告到中宣部，得到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的周扬大力支持。1963年秋冬，唐长孺、王仲荦、卢振华、郑天挺等一批全国一流的专家先后到京，齐集北京西郊翠微路2号中华书局大院专心校史。在京的各位专家也经常到书局来碰头会商。守俨先生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从组织人选、联系借调，专家饮食起居的安排，图书资料的供给和借阅，到起草制订校勘标点凡例，研究版本，审阅样稿，商榷疑难，直到版面格式的设计安排，他都亲自参与，苦思焦虑，辛勤谋划。那是他工作负担最重的日子，也是他最兴奋最开心的日子。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才不得不中途停止下来。1969年秋天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他在风雨泥泞的道路上五步一滑十步一跌地奋力耕耘了一段时间。

　　1971年春天，他被点名首批调回北京，着手筹备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有了出版会议的文件，有了周恩来总理的部署和毛泽东主席的批示，点校工作得以顺利展开。除了《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移转上海负责外，其余各史再加上《清史稿》仍由中华书局负责，守俨先生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辛勤操劳。尽管当时文件的精神是避免烦琐，加快进度，守俨先生本着职业操守和学术规范，在他力所能及的业务范围里坚持了保证质量的一些必要做法。到1978年，经过各方面的通力协作，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终于全部出齐。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是代表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水平的标志性成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骨干项目，这一项目的完成极大地推动和支持了文学、历史、哲学、文物考古等各个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从1958年至1978年，历时二十年，守俨先生始终负责并实际主持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这项工程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科学标准。中华书局后来拟订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等诸多项目的点校凡例，全都是在借鉴参考“二十四史”点校凡例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后来由守俨先生领衔，由程毅中、张忱石、许逸民等位参与一起制订的《古籍校点释例》，成了全国各个古籍出版社学习借鉴的样本。二十年间，还在老中青三结合的业务实践中，培养锻炼出了一批中青年古籍整理骨干，各个断代史的专家都有。

　　守俨先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在运动不断、“左倾”日甚的社会环境里，“家庭出身不好”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历史包袱。为了免遭整肃的噩运，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行事，努力适应新社会的革命秩序。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对西方文化也有一定了解，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理想。他怀着强烈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感，自觉自愿地全身心投入到编辑活动中。这些特质综合在一起，在政治上他是夹着尾巴做人，谨言慎行，沉稳内敛；在工作上他是忠心敬业，恪尽职守。

　　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业务专长，本可以在唐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点校的《登科记考》、《朝野佥载》和他所发表的《唐代婚姻礼俗考略》等论文足以说明他的知识积累和学术造诣，但是，只要是出版社的任务一下达，只要“二十四史”的工程一上马，他立即心无旁骛地全力以赴。他儒雅淡定，精力不为名利所牵。无论做了多少工作，他从不自夸，从不张扬。他对老年专家的尊敬和热情，对青年才俊的关怀和培养，都源自内心的知识分子情怀，源自深切的同情和了解。他的行事低调、谦和平易是众所周知的。

　　他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二十年，确实是风风雨雨的二十年。他初参加这项工程的时候，只是一个比较熟悉业务的平头百姓、普通编辑，以至十年动乱中有人要他交代这项工作的来源，他只是“隐约地听说此事颇有来头”；在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他顶多也只是一个“副组长”，甚至在1976年，中华商务临时党委还把他的副组长也撤掉了，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才予以恢复。他什么头衔都可以不要，只要开展工作的权利。可是，他的作用和影响却是巨大的，他是中华书局核心业务的灵魂人物，他的品德和学养令群众真心佩服。改革开放以后，他也只是个副总编辑，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尽管如此，他还是任劳任怨地配合一把手抓好全面工作，包括几次草拟制订全面的古籍整理规划。他真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优秀编辑、一个以身作则凭德业服人的好领导，1988年和1993年，他连续当选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可说是深孚众望，实至名归。

　　1979年9月，当引进出版海外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遭到一些障碍的时候，是刚刚担任副总编辑不久的守俨先生明朗表态：“同意接受出版。”他明确指示编辑的文字润饰只“限于非改不可的地方，不必改变原来的写法和风格”。他在此事中表现出来的胆识与见解是令人敬佩的。对比之下，畏缩或逃避的态度未免有些卑微委琐。

　　1986年5月由守俨先生倡议和主编的《书品》出版了，它为古籍整理图书和学术著作的评论开辟了一块优雅小巧的园地。守俨先生组织策划了许多优秀深刻的书评，他自己也陆续写了《随笔和〈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的整理出版与评议》等多篇文章，一边总结过去的经验，一边对古籍整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期望。这些文章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很值得我们学习。《书品》出版多年，深受学者和读书人好评。1992年当我协助他编刊时，他总是强调，图书评论要诚恳平实，与人为善，以理服人，千万不要盛气凌人，求全责备。他说，看到别人的疏误时，要设身处地了解致误的缘由，善意地帮助人，切忌自以为是，刻意伤人。古籍整理的工作本来就比较繁难，要注意团结和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里来。组稿、选稿和改稿，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真是忠厚长者，其言蔼如。

　　他因病于1994年4月13日过早离开了我们，令我们怀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