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吧？我不预备装摸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妨站不由得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始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盏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颁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哪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什么干什么于。何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 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晚做“疤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忽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红挑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核桃时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久后他们脱离我们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阿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气得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