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雪花秘扇》，让“老同”一词映入大众眼帘；

　　不少人直观地将其理解为“女同性恋”，业内人士却着急地强调：“老同”非“女同”！

　　其中的界线，是否真正明晰？内里的说不清、道不明又有谁能评说？

　　无论如何，“女同”已大大方方地成为热点谈资；

　　这个群体，自古便有记载；

　　她们比“男同”更为低调、隐秘，更有历史渊源……

　　现代中国“女同”真正走入大众视野，大概是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始。会上，“性权利”问题被提出并引发激烈讨论，之后，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开始变得活跃。有人把这次大会称为“分水岭”，中国“女同”由此开始引起国际关注。

　　●“女同”题材作品有“井喷”之势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浪漫主义作品，都有大量女同性恋形象出现。各种描写逐渐从旧时的模糊隐晦，过渡到大胆直白。

　　五四时期至今，从庐隐的《丽石的日记》、丁玲的《暑假中》、王安忆的《弟兄们》，到陈染的《破开》及林白的《瓶中之水》等，同性恋题材小说经历了从内容到思想内涵上的变迁。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的林白、陈染，她们受西方同性恋女性主义观点的影响，以“超性别意识”的观念，大胆地书写女同性恋题材的小说。

　　在《暑假中》，有同性间惺惺相惜的描述，也有肌肤之亲的大胆描绘。文中有这样的情景：两个年青女教师倒在床上“用力地拥着，并恣肆地接起吻来”……

　　这些女作家大多把女性同性恋摆在不为社会所容的位置上，并把其最终失败当作女性的一种人生痛苦来表现。

　　新世纪反映女同性恋的影视作品也不少，且颇具影响。承接1997年出品的台湾电影《美丽在唱歌》和香港电影《自梳》的成功，2003年内地导演李玉拍的《今年夏天》备受关注，此外，还有《蓝色大门》、《蝴蝶》、《孤恋花》、《植物学家的女儿》、《刺青》、《花吃了那女孩》、《得闲炒饭》等，其中不少甚至获得“金马奖”之类权威大奖的鼓励。《今年夏天》的两位主演潘仪和石头，还借影片上映，公开她们是一对女性同性恋的事实。

　　●现实比文学作品“精彩”

　　无论是因为《雪花秘扇》这类影视作品，还是吕丽萍等名人关于同性恋言论引发一系列争论的缘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的中国大众对同性恋的看法已有极大转变。某校园网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讨论“男同”与“女同”的被接受程度，发现人们对“女同”的认同远超过“男同”，理由倒有点无厘头：“听起来没那么恶心。”

　　大多数人确实已经不再那么排斥这种“另类”情感。2004年，我国官方首次公布了一组数据：男同性恋人群约为500-1000万人。但官方没有公布女同性恋的人数。我国研究同性恋问题的专家张北川教授估计，女同性恋人数应该也在1000万左右。而在这近千万的人数中，城市中的“女同”占了很大一部分。

　　另一位专家李银河针对现实中的同性恋有过很多著述。她曾比较过“女同”和“男同”的交友方式，认为前者不像后者那样愿意到公共场所去找伴侣，而较多在朋友、熟人中寻觅；她们同伴侣相处的时间更长，感情的投入更多。相对于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更容易让朋友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但也多数仅限于告诉最亲近的朋友。不过近年来已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女同性恋者，敢于“出柜”（公开性取向），甚至与女友公开举行“婚礼”。

　　网上还流传着一句话：“行行出拉拉。”这里的“拉拉”便指女同性恋者。某网站“同性板块”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教育培训类、广告传媒类、国企机关类、艺术类及IT、设计等行业，女同性恋者占的比例较大。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理科主任徐兰接受采访时说：“从我们接触的‘女同’来看，人群结构很复杂，有高层人士，工薪阶层，也有打工妹。但高学历女性更多，占三分之二左右，依次为研究生、公务员、本科生、企业高管等。”也就是说，高学历者中更多女同性恋。徐兰认为，那是因为高学历或社会高层次女性，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多一些，她们会更多地尝试新奇、刺激的生活方式。同时，这些高学历女性，本来就接触外界范围广、渠道多，易找到高层次的同性伴侣，而且认为“当拉拉很时尚”。

　　●专业人士看法：她们就像左撇子一样，很正常

　　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中的一份问卷数据指出，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最早在14岁，最晚在29岁。她认为女同性恋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主要包括身份感知、身份困惑以及身份接受的过程。她的态度是，同性恋者“是正常人，他们就像左撇子一样，很正常，对他们要宽容”。

　　大多数关注同性恋或者做性研究的心理专家与学者，也都认同李银河这一观点。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柯倩婷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普通人其实都处于一种“性身份的流动”中，只是并没有意识到。她赞同更多人去实践并认知自己，“与其压抑到精神衰弱，再去看医生，不如勇敢地尝试探索自身感受，真诚面对，哪种感情都是真的。”

　　记者：你所了解的女同性恋者，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

　　柯倩婷：她们更多人会选择低调，这是“女同”比“男同”更神秘的原因之一。因为女性本身的弱势特征，她们甚至选择婚姻的机会更多，这样更稳定并有所依赖。所以“女同”群体中，“T”较多，“P”较少。因为“P”比较不那么抗拒异性，很多最后选择了婚姻。那些已经公开“出柜”的，大部分都是“女同”群体中的干事或者是热心的志愿者。她们多数都经历过挣扎，明确了自己的选择，有能力又有自由职业，而且都善于表达自己，能够很坦然与身边人相处。此外，她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特征，我认识的大多数“女同”价值观都很主流，很好相处，也很积极上进。

　　记者：你所认识的女同性恋公开者是否很多？

　　柯倩婷：不多。很多人选择不公开，主要还是担心社会舆论。就算没有明文规定，但很多事业单位或者国企，仍然会有不成文规定，如果公开这样的性取向，她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被开除。所以我说公开身份的人多数有能力又有自由职业。比如一个做外语培训工作的老师他她（化名），她的工作能力很强，不会担心公开身份被工作单位以各种理由开除，能够“东家不打，打西家”。

　　但我相信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1995年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NGO论坛吸引了大批国外女同性恋活动家的讨论，中国在近十几年里，女同性恋群体及相关活动的发展速度，已令全世界感到震惊。现在有更多人参与到这个“圈子”，她们明白被公开是必然的。

　　记者：是否因为环境的包容让她们更公开了？

　　柯倩婷：我并不觉得环境更加开放或者有包容性了。中国虽然没有像外国那样喊打喊杀，但普遍的态度是沉默，只是“知道有这群人”，但“不管”。这对这个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她们仍然被迫面对几大问题：1、公开身份有危险，比如失去工作机会；2、有被迫进入婚姻的压力；3、有普遍的眼神歧视；4、没有基本的婚姻保证。不过相较以前，环境已在不断改变，比如2000年前讨论同性恋，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但现在人们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有了更大可见度；媒体的报道更偏向公正，而非猎奇；相关的华人组织已跟国际接轨，并相互间建立很多联盟组织等。只是在享受社会权利等问题上，还未完全“松动”。

　　记者：同性婚姻，对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是否同样重要？

　　柯倩婷：在中国，结婚这件事可总结为三大功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跟父母有所交待；相互间关系有了基本保障，比如共同承担责任、有继承权、手术前的签署权等。这些对同性恋者来说也一样重要，起码在伦理传统中尤其有被承认的需要，所以不论男女，他们都会强烈争取婚姻的权利。但目前来讲，很多同性恋者都不会考虑结婚。因为同性恋中关系稳定的本来就少，也都知道结婚的可能性不大。

　　记者：争取婚姻权利是她们群体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吗？她们平时的活动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

　　柯倩婷：由于这个群体被认同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争取婚姻权利每年都有提出，但遭到的批评与反扑依然很大。所以我所知道的女同性恋群体活动，更多主题只是交友，在咖啡厅、酒吧等聚会场所进行，而且并不排斥异性恋者。还有一些活动主题也很明确，会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画画、戏剧等来讲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观点，也通过活动认识自我。此外，就是一些亲友会，像吴幼坚主持的那个，是为了同性恋者的长辈彼此交流，协助家人了解他们，并帮助“出柜”者。

　　记者：这个群体中，有没有年龄特征？

　　柯倩婷：我认为没有。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女同性恋者，正视自己都很晚，很多一早已卷入异性婚姻，有很多可能身体上意识到了，但事实却没发生过。“80后”的爆发期的确在初中阶段，因为社会给了她们更宽阔的空间去认识自我。这个过程中其实难以区分是或者不是，因为性或者恋爱很多一开始都不是直接指向婚姻的。

　　记者：你怎么看现在流行的“伪同性恋”？

　　柯倩婷：很多人会这样问，但我不认为这是赶时髦。如果只是寻求刺激，可以认为是赶时髦。但不能认为去实践，就是“伪”的。那也是一种个人探索。一个人一辈子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在已确认自己身份的女同性恋中，也有很多是交过男友的，那只是探索自身的一个过程，我称之为“性身份的流动”。我相信有情欲并不是问题，真诚面对自己的情欲，哪种类别的感情都是真的。正视自己的性取向，从社会意义来讲，起码还可以少一些欺骗性的婚姻。

　　●“女同”之“活在当下”

　　案例一：女编剧酒吧里遇上“真爱”

　　简化(化名)，38岁。除了几个相交多年的老友，在工作单位几乎没人知道她是“拉拉”。她大学毕业后到广州某平媒工作，后来辞去工作专心写作。她说：“到28岁时我才正视了自己的性取向。”

　　大学时她曾与一位女校友交往密切，当她告诉对方自己可能有同性恋倾向时，好友却开始疏远她。她很灰心，同时也并不确定自己就是同性恋，所以后来试着跟男生拍拖，有过一个差不多已谈婚论嫁的男友，最终却因发现男友脚踏两船而分手。

　　单身多年后，她在朋友介绍下走进广州某女同性恋主题酒吧，结识了一个“拉拉”群体，并在这里找到今天陪伴在身边已5年之久的真爱。“我发现这个圈子有很多志同道合之人。现在我才明白，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找到自我、享受真实才重要。”

　　案例二：前卫女大学生“公开身份”

　　繁花（化名），25岁，已与一富家男结婚。她做过几年模特，一直活跃在校园网，是某大学知名校花。大三时，公开交往过很多位男友的她，突然高调地在网上宣布自己是“拉拉”，出入同性酒吧，与不少“女同”交往甚密，甚至公开自己与“亲密爱人”的亲昵相片。但不到半年时间，她又突然嫁给一富家男，成为“豪门少奶奶”。此举让很多人咋舌，认为她属于“伪同性恋”，目的只是为了出名。

　　案例三：假小子“秘密”不能说

　　Aaren（化名），25岁，在读研究生。她留着一头短发，平时话不多，给人第一印象就是“有点腼腆，像个假小子”。

　　她说从小就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同，会因为小女孩亲她一口而脸红心跳。初中时，她曾喜欢过班上一个女生，但未表白。进入大学后，Aaren才开始主动追求对方，一次醉酒后在电话中的告白，令二人走到一起。但那个女孩明确告诉她，她以后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Aaren后来主动提出分手，因为她觉得不能耽误对方。现在那个女孩已交男友，Aaren仍然孑然一身。她说：“希望经济独立后，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找到真爱。”

　　案例四：美女坦言“爱得起”

　　他她（化名），33岁，某大学外语老师。她和女友从大学时代相恋至今已有10年，已在广州东山共筑爱巢。在她看来，之所以能坚定自我认同，得益于平时喜欢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博客，内心不断成长。

　　为增加公众对自身所处这个群体的理解，他她身体力行为同性恋者争取利益与认同。在单位她从不避讳自己的特殊身份，还成为广州同性恋者亲友会的一名义工。业余时间她把自己的QQ空间经营成一个帮助广大同性恋者接纳自我、积极生活的心灵驿站。“让我最开心的事就是，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看了我的空间，开始接纳自己，做真实的自己，这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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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老同”

　　旧时南方民间立誓结为姐妹的一种说法，要在神佛面前盟誓，要有见证，生生死死不离不弃。这是女人间最亲密的关系，甚至超越夫妻、姐妹。彼此沟通靠写在扇面上的一种秘密语言———女书。

　　“女同”中的“T”与“P”

　　“T”指特质倾向于阳刚，或外貌喜欢作男性化/中性化装扮者，T的称呼可能来自英文的Tomboy；“P”即“婆”，指装扮、行为、气质阴柔的女同性恋者。此外，还有一种称为“H”，是指不分“T”或“P”的那种人，严格地说，“H”才是真正的女同性恋者。

　　“女同”的别称

　　英文中用Lesbian表示女同性恋，这一词来自古希腊的著名女诗人萨福。她曾于公元前6世纪生活在莱斯波斯岛的妇女群体中，由于萨福、莱斯波斯岛和女同性恋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莱斯波斯风”和“萨福之风”这两个词均被用作女同性恋的同义语。Lesbian，通常简称为LES，中文常翻译为“拉子”或“女同志”，另外还有“拉拉”、“蕾丝边”等。而“拉子”的最早使用与发明是在女同性恋作家邱妙津的《鳄鱼手记》一书中，后来成为女同性恋社群内部用来指称自己的术语之一。

　　近代岭南地区的

　　“女同”现象

　　关于岭南地区类似“女同”的记载，到清代中叶以后尤其详尽。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书画家罗天池的《诗翰卷》中有一段涉及清中叶广州地区的女同性恋的描写：“引诱少妇观戏剧游寺院，在家则只知吸水烟打纸牌，不知中馈针黹为何事。其尤甚者，两妇相契名曰朋友，合欢如夫妇。”据推测，此当为岭南地区“自梳女”盛况。

　　与罗天池约略同时的梁绍壬在他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记载了广东顺德蚕女组成的“金兰会”。曰：“广东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金兰。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妻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能禁也。”

　　到清代光绪年间，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也有广州妇女结成“金兰”的记载，和梁绍壬的记载大略相同。《粤游小志》中更称：“此等弊习为他省所无。近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者。然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渐染至番禺、沙茭一带，效之则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知’。凡妇女订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竟可终身不嫁，风气极坏矣。”

　　此外，福建沿海以捕鱼为生的惠安女中，与顺德蚕女相似的同性之恋也很常见。有研究分析，认为明清两朝及民国初期，在福建、广东等地，后至首府北京，女子结成“姐妹”或是“金兰”的情形之所以成为风气，可能与当地经济发达、女子可以独立的状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