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顿首顿首。别□□□

 

　　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

 

　　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

 

　　平安，王使迴復罗，从北虏

 

　　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

 

　　今遣使苻大往相闻通

 

　　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

 

　　李柏尺牍文书是否是李柏写给焉耆国王的信函。1908年由日本橘瑞超发掘于楼兰遗址，现保存于日本。信函有两份，分别写在长23厘米，宽27厘米和长23厘米，宽39厘米的麻纸上。纸张细腻光滑，可能是当时西凉地区所用的最好的官方用纸。

 

　　李柏是西凉派驻楼兰的西域长史。长史是汉朝设立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和参谋长。汉时丞相、将军均有长史官、军方的长史可以率兵指挥打仗，那位“只愿生入酒泉郡”的悲情将帅班超就是一位将兵长史。汉时远离长安的郡太守也有长史，协助太守料理政事掌管军事防务，是一个手握军事实权的官位。

 

　　关于西域长史，孟凡人认为：从秦始二年后，每况愈下，可能在秦始六年，至永嘉四年间撤离楼兰。

 

　　楼兰文书中永嘉四年（310年）、六年（312年）和建兴十八年（330年）年号是在凉州再度稳定局势后，西域长史又进驻楼兰。前凉亡后，西域长史不复存在。

 

　　西域长史地处楼兰距凉州1000多公里。它虽隶属于凉州刺史节度，但由于路遥函稀，很艰管理，因此，它实际属于郭煌郡直接管辖，前凉时期属于沙州管理。

 

平复帖
 

　　西域长史是中国西北最远的、却也是权力最大的行政机构。其一，它全权管理安排辖区的居民的生活，楼兰地处边远偏僻、自然条件恶劣，本地土著居民加上军队以及来往商贾，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的供应负担沉重，全靠内地长途运输补给，主要靠在当地屯田种植解决。楼兰木简记载并反映了当时的农耕兵垦情况。（注，见西域长史府）屯田军官张佥手下有21个士兵，种田512亩，军官梁襄手下26个士兵，种田379亩，还要兴修水利，保证农田灌溉，以弥补军粮不够之忧。其二，负责丝绸之道畅通和来往使者商队的安全。丝绸之路在鼎盛时期，中西交流的人流、物流络绎不绝，可谓是首尾相望。“使者相望于道。”（注《史记·大宛列传》）记：“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入九岁，近者数岁而反。”楼兰长史乃一方政府当然要维护社会治安，系各方平安于一身。其三，协调兼安抚、监视西域诸国的动向。当时西域有六大政权各个拥兵自重，自成体系，楼兰长史既要负责调停各小国之间的纷争，又要协调西域各国与中原王侯的关系。其四，楼兰长史府即当时行政机构，又是军事机构，是一种军政合一的行政体制。地处西域各派势力包围之中的楼兰，要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摄力，时刻准备着迎战御敌。

 

　　李柏所处的是前凉时期。西晋之后，中国处于“五胡十六国”的又一次分裂时期。晋惠帝（301年）时，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护善校尉。314年，张轨病死，其子张寔继任，七年后被属下所杀。345年张骏在凉州称王。张氏是凉州世家大族。前凉对西域的控制实质是凉州张氏集团的控制。前凉继承晋制，在楼兰设置西域长史府，在高昌设置戍巳校尉。晋咸和三年（公元327年）戍巳校尉赵贞谋反，自立为高昌郡，次年5月，西域长史府李柏率兵平叛。它的前身是西护府护府，始建于公元前60年，止于公元前107年。史料称：“至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前107年），因西域而不复置都护。”

 

　　西域长史府是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战略支点和前哨阵地，是管理西域的最高政权机构。据史载，西域长史府的长史与内地其他地区的长史不同，其他地区的长史是  附从，而西域长史则是西域的主官。也就是说，李柏是西域的最高长官。

 

　　魏晋王朝取得政权后，虽然国力消弱朝廷各派争夺加剧，各地纷乱不止，但王朝阶层和汉王朝一样在对待西域的问题上头脑是清楚的，保持并丝毫没有放松对西域的统治力。这一时期，西域各邦趁中原无暇顾及边事，纷纷征讨，李柏被赵贞打败而归。后张骏亲自出兵讨伐，平定叛乱，将赵贞抓获问罪。西域重新恢复了和平。

 

　　魏晋时期，以楼兰西域长史、高昌戍巳校尉为前沿，玉门关长史为后援形成品字型的军事态势，李柏身处“前敌指挥部”担当重任。《晋书·张骏传》记：“西域长史李柏请出叛将赵贞，为贞所败……竟以减死论”。赵贞是高昌驻军的最高长官，楼兰残纸中几次提到他，残文“逆贼赵”，“尚书臣柏言焉”，“即以……贞□逆”，“赵……自为逆”等，“同为丞臣君更远”，李柏赵贞真有点兄弟相残的味道。

 

　　孟凡人认为：李柏文书写于325年5月4日，写给焉耆王龙熙，意在通报情况，为发起对赵贞部的攻周，作准备。焉耆王龙熙是西域最大军事势力，李柏进攻驻在高昌的赵贞，必须要路经焉耆控制的地区。据文书内容分析，李柏的信写在从凉州与张骏商定讨伐赵贞，返回楼兰之后。文书中提到焉耆使者和“严参事”一同，经取道北虏返回焉耆的。“虏”历史上是对少数部族的蔑称。据王国维考证“北虏”是指活动在天山东部一带的鲜卑游牧部族。“严参事”一行绕道“去北虏中”，李柏文书的意思很清楚，除了致以深情问候，联络感情外，也想试探一下焉耆王见到从凉州返回的使者及严参事的态度。严参事并非西域长史属下，而是直属凉州的官吏，他与焉耆使者从凉州至焉耆之所以绕道，可能是临行前，张轨对他另有秘密使命。（注，王国维：“北虏者，匈奴遗种，后汉以来，常在伊吾车师间，晋时此地为鲜卑所据，谓之北虏者，用汉时语也。”）（注，关于柏文书写于何时，见孟凡人《楼兰新史》236页—237页）

 

　　李柏文书大体上讲述的意思是：尊敬的焉耆国王，下海头西域长史柏向你问好。别来无恙，阔别久矣，常常想念你啊，我们什么时候方能见面重逢一述旧情呢？今日派人带些慰问品，略表心意，天气炎热，望国王及家人注意身体，全家平安。焉耆使者和严参事离开凉州，取道北虏，想必已经回到焉耆了吧，我派遣使者前往你处，带去亲信以便互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文书的潜台词十分清楚：在凉州，我们已经商量好联手讨伐逆贼赵贞，对策事宜，此次凉州方面特派严参事和贵国使者一同前往做北虏工作，以求得北虏理解和支持，出兵即好，不出兵至少保持中立，你我之间要保持紧密联络，能力合作拿下赵贞。避免腹背受敌之虞。不想此役李柏却被赵贞打败。后来张轨亲自率部才将赵贞擒获。

 

　　李柏文书的发掘经过。李柏文书是1903年初由日本人橘瑞超在楼兰发现的。他是继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之后第3个进入楼兰的外国人。当时，他不满20岁。李柏文书初次公开是1915年，日本国华社出版的《西域文化资料》。1962年日本法藏馆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奇怪的是1988年日本书道教育会议出版的《楼兰发现残纸·木牍》一书未收入李柏文书。关于李柏文书的准确发现地点，目前存在争议。由于橘瑞超不是专业考古者，当时对李柏文书未作详细记录，他的探险日记后来又毁于火灾。研究的各方只是根据橘瑞超提供的一张出土文书的照片来判断其位置的，因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在LK古城，一部学者诊断在LA古城。一纸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墨迹竟然至今弄不清楚“出生地”，这不禁让我们对20世纪初那场列强对中国文化资料的疯狂大劫掠心生遗恨，它是中国心头永远的痛。但这却无妨于对李柏文书本身书法价值的存在，以及现在书法意义对它的考证和解读。

 

伯远帖
 

　　李柏的两份文书率意、洒脱、规整却丝毫没有程序化和刻板的成分，入笔以尖锋为主，收笔以钝锋为主，尖锋和钝锋形成强烈对比增加了笔画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一笔之内使用稳定均速和略带战备的行笔方式，使笔画的中间部分显得厚重、墩实，墨色凝重即是淡墨也显得明快、晶亮，由于书者使用多种笔法所以使笔画的力度和表现力大增，在结构上，上下错落，左右异奇，有的被加长横画，使其与比其它笔画形成强烈对比，如“五”、“七”、“今”、“台、”事“、”“大等字，“使”、“迥”、“覆”、“罗”、“从”、“北”、“虏”每个字摇曳多姿，风格多变，但连在一起构成了非常和谐而又动感的章法，在处理独自和连字的关系上，仿佛是一曲优美的乐章。这种笔法和结构显然是楷体的章法，但却比楷体显得生动有趣，这为我们提供了楷体和行书变异过程的雏形。行书的笔法和楷体的章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似楷非楷，似行非行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如“到”、“顿”、“柏”、“消”等左右字形的处理非常巧妙，“消”字的“氵”写的很小，“肖”部写的很开阔，“氵”和“肖”不成比例，“氵”和“小”写成沙字底下的月部写得很大，仿佛是月撑起了沙，这种字结构妙趣横生，童味十足，令人赏心悦目，古人在处理字结构方面是有创造性的。再比如“海”、“头”、“亲”，海“氵”和“每”字上撇与横画相连，头字的“豆”部和“页”部相背却比翼盼顾，亲的“亲”部和“见”部神态各异，“亲”字的笔画有意加密，而“见”字方框有意加宽加长，形成两部的虚实对比，疏密对比特别是见字的弯勾撇写成了一个非常有力度的大弯，出笔上挑，使字的走势有一种上扬感。李柏充分利用笔画的外开性来表达自己的书写感情，每一笔都看上去神采飞扬，神态各异，如“域”的斜撇笔力强劲，锐劲显露，把斜撇作为一字的主笔，“大”字的撇和捺相连，撇向捺的过渡使用了大幅度的翻锋，这种写作的笔法非常新颖，从临摹的角度讲，它很难临摹。翻锋所表现的笔法内部运行十分复杂，难临摹，一方面表示这种笔法对书写的功底要求很高，要求书者手腕的控制能力和力到达笔尖的准度要拿捏并配合的十分准确。另一方面这种翻锋笔法已经失传，因为我们在后来的书法作品中很难看到这种笔法，仔细观察其由捺向撇转化时，手腕向左旋转而笔尖则向右旋转，成为两股笔力的扭力才形成了捺画的力度，仔细观看捺画的飞白处的笔毫行进的线路不是直线而是曲线，这样一种笔毫的伪曲线恰恰是笔力老辣古朴的表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捺呈破锋的姿态。在现代笔法中被认为是不能出现的败笔，而在这里却恰恰反映出书者急于表达的急切心情，李柏写信是有求于焉耆国王，和下面“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连起来把李柏急于平乱的心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十分生动的反映出书者当时的写作心态，把它和严真卿的《祭侄稿》并列来读，均可反映出书写者在特定情绪之下的书法激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前所述李柏第一封文书是楷体味较重，而第二封文书则是行草味较重。两种不同的书体表现书者不同的书写意境，第一封信是草稿字字斟酌，句句推敲，边想边写，写写停停。第二封则是字连意畅，已经想好了再写的，因此第一封信表示出书者书写时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的心态，第二封信则表示出书者胸有成竹，一气呵成的心态，在中国书法中我们很难看到名家在两种不同心态下书写同一内容的作品，而且很多大书法者总是把自己的草稿付之一炬，只留下了“成品”作品，因此，我们也很难从同样内容来对比不同书写心态下书法作品。而李柏的两封文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就总体而言李柏两封文书都具有放荡潇洒，明快通透的魏晋自有书风。他是那个时代书风的具体体现。

 

　　对李柏两封文书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出自于一人之手，一种认为出自于两人之手。一人说法的主要理由是，两封书信书风相同，笔法相同，两封都是初稿。二人说法的主要理由是，两封文书书风和笔法有明显差别。我支持第二种说法，理由如下：其一，两封文书字体差异很大，第一封以楷体为主，第二封以行体为主，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天写出这样差异极大的两封文书。其二，两封文书的笔法差异很大，第一封文书虽然也有转笔的味道，但夹杂着方笔更多，在折钩上有很大差异，第一封文书的“五”、“月”、“七”、“今”等字的转折成90度的直角，棱角分明。第二封文书同样的这几个字完全是在折钩处采用扭转的笔法，就整体而言第一封文书多采用提按的笔法，第二封文书则采用扭转的笔法，其三，在谋篇布局上有显著差异，第一篇文书规整，笔法凝重。第二篇文书通篇笔法流畅，字形飘逸，无论是点画还是字形都讲究上下连贯，左右呼应。其四，字结构的处理有明显的不同，第一封文书字结构大多方正、端庄，而第二封文书字形有方有长，结构倾斜，行距与字距完全打通形成了很好的气韵流畅的感觉，关于这两封文书可能是这样，第一封文书出自“秘书”按照长史的意思书写的草稿，再交长史过目并由长史亲笔书写第二封文书。第二封文书之所以也是草稿，可能是因为长史在写好后觉得某些辞句尚需修改，或丢字需要添加。我认为由秘书写成由长史修改，还有一个论据是第一封信里“海头”两个字是新添的，这两个字和第二封文书的笔法墨色一模一样，显然是长史看过之后加上去的。

 

　　关于草书大都认为章草和行草产生于汉末魏晋时期，但是章草和行草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今草起于何时却由于没有史资而很难判断。李柏《尺牍文书》为研究章草与今草的转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晋人所存留的墨迹只有三个：陆机的《平复帖》，李柏的《尺牍文书》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份法帖形成了一个章草与今草的时间链条，让我们可窥见晋时字体的演变全过程。现对三个法帖作一翻分析。

 

　　晋陆机《平复帖》释文：“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陆机（261—303），字士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祖陆逊、父陆抗，都是东吴名将。此帖是至今保留最早的书法作品。

 

　　关于此帖的传承收藏充满了惊险离奇，根据董其昌、溥伟、傅增湘、赵椿年题跋可知，此帖宋代入宣和内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欣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后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将此帖待价而沽，经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由张伯驹以巨金购得。1956年张张伯驹夫妇将《平复帖》捐献给国家换得一纸奖状。（注，关于张伯驹捐献《平复帖》一事见《往事并不如烟》）

 

　　王珣《伯远帖》释文：“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 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王珣（350—401年），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

 

　　从时间分析：陆机生平（公元261—303）《平复帖》的最晚书写时间不会晚于303年，李柏书于公元325年或327年，王珣（公元350—401年）《伯远帖》最晚的书写时间不会晚于401年，从陆机到王珣时间是100年左右。

 

　　从笔法分析：陆机的《平复帖》以秃笔为主，笔画飞白较多，多用转笔书风朴实厚古执着，笔法方纯钝实，结体奇异洒脱，行笔带有明显的隶书笔意，由于章草是从隶向草转换的书体，章草也被称为古体。陆机的书风让我们看到了由隶书向章草转变时的写作状态和书法特性，而章草由行草的转变一般都认为是从王羲之开始，理由是王羲之留下的墨迹，特别是《兰亭序》（尽管王羲之所有墨迹临品）具有明显今草的风格，飘逸洒脱，流畅优雅，而现在当我们看到李柏《尺牍文书》方知今草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李柏（以目前的考古文献发现为主，至于今后考古发现新的史资又另当别论），李柏书写这两封尺牍文书时王羲之还没有出生。

 

　　从传承的关系分析：陆机的章草到李柏《尺牍文书》的时间大约为60年左右，这期间是章草和行草同时出现的时期，由于章草仍带有立意且字结构仍为脱离隶书的影子，从书写的角度，笔法的流畅性和规范性受到局限，因此向行书的转换就成为书法的必然趋势。李柏及其楼兰残纸都表明这一时期行草由于书写迅捷便于识别，而迅速得以推广成为主流书体。《平复帖》和李柏《尺牍文书》相比较，既有古朴雄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色，如前所述行草和章草相比是今妍，章草是古质，这两份法帖很好地表现古质今妍的各自特点。相比而言李柏《尺牍文书》更加优雅流畅，笔意盎然，富有青春般的运动感和韵律性，这种青春气息是今草的时代特征，它奠定的青春书风影响了包括王羲之在内的所有晋代书者以及后世的书者。李柏《尺牍文书》写于325年或327年，30年后即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才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名作《兰亭序》，把《兰亭序》和李柏《尺牍文书》加以比较，两者的书风极为相似，可以说是姊妹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柏文书是随意写成的一封书信原稿，而《兰亭序》则是字斟名酌刻意而作的书法作品，如果李柏也是刻意书写的话，他的水平肯定会高于随手而作的书信，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柏《尺牍文书》所表现的技法之熟练，笔意之老辣，书风之华丽，一点也不逊色于《兰亭序》。我们常常谈到魏晋笔法时陷入一种误解，即把李柏文书归结为民间书法，而把王羲之称为传统书法，认为民间书法的随意性和不规则性损害了它的艺术价值，其实李柏不是一个民间人士，而是一名魏晋德高望重的高官，他的书法不应该是民间书法的范畴。李柏是史记记载的西域长史，在整个汉代以及魏晋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长安，而其战略的方向则是在敦煌及西域地区。当时的楼兰如同今天的深圳一样地位显赫，作用重大，当时朝廷派往这一地区的官员要比派往南方地区官员的能力更强，一般都会选派年富力强，行事果断的官员去任职。李柏被委任为西域长史，肯定是在同一级的朝廷命官中的佼佼者。其二，魏晋选拔官员继承了汉朝的旧制，具有严格的程序，被选拔的官员学识水平，出身为人都要经过层层考查，魏晋官员的学识包括毛笔字写得好坏，都是首先要考虑的，这和后来的科举制度一样，毛笔字写得不好的人第一关就会被涮下去。其三，魏晋的官员大多出生于贵族，魏晋时期门阀氏族势力干预朝政，选拔官员基本上是在贵族圈子内的。魏晋是中国唯一有贵族精神的时代，此后包括唐代中国实际上没有贵族也没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意味着责任担当，在放荡不羁、奢侈享乐的背后，贵族的人格魅力是魏晋社会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支柱力量。史书曾记载，魏晋的九品官员必须出自名门望族，尽管前梁是独立的政权，但其继承的仍然是魏晋的贵族制度。其四，李柏的书法造诣极深，他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晋代最早，也是最好的书法大家。李柏《尺牍文书》提供了认识中国书法的一把钥匙，提供重新评估中国书法史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