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来，位居古丝绸之路重要地段的甘肃，成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要地。昔日的辉煌在文化艺术上发出了光芒四射的光辉。这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西汉时期，国家的空前统一强盛，经济的繁荣发达，人民生活的稳定，文化昌盛，这一切必将在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尤其是西汉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代。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对外加强交流，对内有所创建，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政治、经济的发达强盛，造成了文化的繁荣，我省的敦煌就孕育出了中国书法史上的草圣———张芝，以及索靖。此后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皆有杰出的文化名人相继问世。清代的朱克敏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的书画家。

　　朱克敏（１７９２年—１８７３年），字时轩，号游华山人、凤林山樵，晚号太华山人，颐道人。甘肃皋兰县人。

　　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自幼攻读经史，博览群书，书画俱佳，长于诗文，在陇右颇负盛名。清代以来流传于世的书画作品甚多，除甘肃境内，外地也有所流传，在北京故宫的书法藏品中也有其佳作，多受世人瞩目，尤其在书法上所下功夫甚深，篆、隶、真、行、草诸体皆备，最有创建的当属隶书。这与其所处的这个时代相一致，打破帖学垄断，顺应包世臣、康有为上溯六朝碑版以及秦、汉、魏、晋金石文字，下承碑学大兴的“碑学期”时代，加上他勤奋钻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朱体隶书”。

　　朱氏所处的时代适逢“康乾盛世”，这一时期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其与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皆为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社会经济的繁荣，并开“博学鸿词科”倡导古文化，给文化也带来了生机。清代的泛古思想导致文化艺术的全面拟古与观念的泛化，当然，作为地道庶民艺术家的朱克敏，也无法回避这个现实。对于文人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冷漠局面的标举与崇慕，也无法改变日渐窘迫的生活，朱克敏依然是家境清寒，聊以教书为业，一生致力于书画，仅以笔墨糊口，布衣过街牵驴行，满腹坦荡经纶事，却落得一个穷文人形象。当然这种低微的出身，并未阻碍其对艺术探索的步伐，但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其对书画艺术的重新认识。历代文人“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一直贯穿着其书画艺术创作的全过程。朱克敏的书艺靠自己的艰苦耕耘，不断投拜名师，博采众长，一步步地走上了一条成功之路。在他的一首题菊诗中这样写道：“书画消磨四十年，三秦到处姓名传。而今再写辋川蔻，犹是秋风八月天。”可见当时秦陇一带对其艺术已得到认可，艺坛也推崇有余。据说左宗棠在兰州时，收礼只收朱克敏的字，它物一概谢绝。

　　尤其是道光年间，幸遇政治家、思想家林则徐，与朱克敏结缘，并倍加赏识，直至林则徐被贬伊犁召还代理甘陕总督，仍惦怀朱氏身世，交往甚笃。身为朝廷命官、封疆大臣的林则徐，赏识和推崇一介布衣朱克敏的才学和艺术，使得朱氏声名大震。

　　朱克敏的书法，犹以隶书为最，取法庄严浑厚的《衡方》、《阁》、《三公山》、《校官碑》等，加以自由豪迈的《石门颂》，优美秀丽的《曹全碑》、《乙瑛碑》。其笔法多同于邓石如。以其个人的审美趣味来改造隶书，发展成为自己气魄博大的风格，它不同与郑板桥的“七分半书”，也不同于伊秉绶的“八分”之体，以其自身的阅历、身世、才学凝结的心智，追求一种雄括、含蓄、静穆之美。

　　在其隶书“活计敲诗读画，生机养竹听松”一联中，透露出一种恬淡与闲适，如“养、计、诗、读”等横画的纤细与“生、活、听、画”等字线条的粗细对比中，可看出书家“无意于佳”且“随处立真”的自然心态。代表了其书法成熟阶段的风格，具有其作品的典型特征。四围方整，不斤斤计较于隶书的蚕头燕尾，体势茂密充实，稳健平直，具有较强的魄力，二边行书落款，回转盘于隶书两边，和协相融。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博大的气魄表现出的不是优美而是壮美，犹如孟子所肯定的神奇意境：“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大而化之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这幅隶书从其落款可以看出是其晚年八十二岁时所书，可谓是“人书俱老”，在形式上以一种粗犷、激荡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魄的审美感受。

　　同时，在朱克敏的真书、行书、草书作品中，也能感受到这种激荡人心的心理体验。其真、行、草书作品均受时风所致，追求汉唐雄风。清代包世臣在《自跋草书答十二问》中写道：“真书虽不入晋，其平实中变化，要自不可及。”朱克敏的真书有六朝气象，力追真率，无丝毫做作之气。观其册页《坤象》篇，体势开张，左高右低，欹侧取媚，端庄安详，意与古会。行、草书作品稍逊于隶书，取法高古宏阔一路，清健雄奇，直追颜鲁公，尤于《争座位稿》用功备至，曾反复临习，深得其笔法三味。作为书法家的朱克敏，不仅上追魏晋两汉碑版刻石，而且下及宋元明清诸法家名帖，对“宋四家”苏、黄、米、蔡诸法帖作过认真的临习与研究，力争如《书诀》中所云“行笔而不停，著纸而不刻，轻转而重按，如水流云行，无稍间断，永存乎生意。”书法作品中无喧嚣气，无世俗气，作为一介布衣书生，这一点犹是难能可贵的。

　　朱克敏的绘画，多以水墨花鸟画见长，间写山水、人物。由于清代绘画相对统一在“四王”和“四僧”为基调的美学对峙上，体现出一种清新的世俗生命意味，由于石涛画学系统的确立，最终使得中国绘画学思想体系的全面营建成为可能。

　　在这种情境中的朱克敏，一方面无法回避作为古代文人对于绘画的基本认识，“文以载道”、“画为心声”。因此，绘画作品多言志、抒怀，表现出文人画的一般特征。所以说，朱氏的绘画属于文人画的范畴，基本上是以学养涵天机。另外，在其绘画风格上，对于民间绘画的借鉴多以表现绘画意象，同明清大多数画家相一致。

　　由于清代整体绘画风格呈现出一种萧条淡漠之气，这种以精神层面来提升技术技巧的方式是清代绘画的一大特征。朱克敏的绘画，从本质上说是以绘画实践回应这一特征。在花鸟画中，朱克敏选择了菊花作为喻象来表现绘画意象，晋陶渊明笔下“秋菊有佳色，哀露缀其英。”以其“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

　　”（袁山松《菊》）的秉性赢得历代文人墨士青睐。朱克敏的墨菊，以表现菊花的精神以自慰。多以水墨泼墨为主，用书法的线条入画，画中有书，书中有画。

　　《颐园论画》中道：“惟文人墨士所画一种，似到家似不到家，似能画似不能画之间，一篇书卷名贵，或有仙风道骨，此谓之逸品。”朱氏墨菊，古质且新颖，似有沧桑的历史感浮现，傲霜凌寒，劲节华瀚。非有半世苦功而不能臻斯境界也。在题一幅《菊石图》中画家这样题道“一幅黄花一首诗，一诗一意自家知。花应笑我年将暮，我笑花开九月迟。

　　”画家达观自适的心态表露无疑。“介亭书法介兰亭，昆仲时轩笔砚馨。片纸如金人共宝，陇头松竹万年春。

　　”这首盛赞朱克敏、唐琏书画双峰并举的诗句，丝毫不能掩盖朱克敏对于艺术的毕生追求与探索，“山高云不遮，源远流必长。”谨以此文怀念朱克敏献身艺术、献身教育的一生。

　　注：此文摘自《清朱克敏书画研究》一书（未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