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后，60多岁的徐森玉先生竟亲自闯过沦陷区辗转来到天津找到了沈仲章。他们决定让沈仲章负责将这批宝物秘密运到香港。这样，沈仲章又偷偷回到北平，将这批简里面用木箱外面用铁皮箱装成两大箱，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托运箱子，当时盘查得非常严格，而这家商行后台硬，一般不受检查，相对稳妥些。

　　由于路途遥远且十分危险，加上日本人经常盘查往来船只，为确保安全，他们又将东西从瑞士商行取出来随身保管。在清华大学工作人员和许多群众的帮助下，摸索日本人盘查的时间规律、寻找机会上船。最后成功避开日本人检查，安全上船。谁知，上了轮船，波折又起，船到青岛后，要临时装运另外一批货物，便临时停靠十几个小时。见此情景，沈仲章便下船寻找在青岛的其他教授，顺便给长沙发电报，告知木简已南下请派人到香港接收。谁知电报发完，赶到码头时，托运汉简的轮船已经开走了。

　　情况异常危急，沈仲章当机立断给船长汤麦斯发电报，请他帮忙把箱子交给船上的吴景祯先生，让吴先生到香港后交给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而沈仲章则又在青岛停留数天，最后身无分文的他在一位宁波买办的帮助下乘船回到上海，后辗转前往香港。

　　涉事地点：香港，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

　　当事人员：蒋梦麟、傅斯年、许地山、胡适

汉简尘封美国25年

　　来到香港后，沈仲章才知道，汤麦斯船长和吴景祯先生都是十分讲信用的人，他们将装居延汉简的大铁箱，交到了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手中，蒋先生决定暂时存放在香港大学图书馆。

　　有人回忆说，汉简运到香港后，大家还是小心万分。为汉简的事情，徐森玉特地从香港给远在长沙的傅斯年发了一封电报：“本简已全运港。拟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拍照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

　　这是1938年的事情了。由于当时情况特殊，他们同当时在香港大学的蒋梦麟校长、许地山教授等人协商后，决定将汉简存入香港大学保管，具体指派沈仲章负责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可惜后来书版皆毁。

　　1940年6月战火向香港逼近，汉简的去向再一次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热点。最初，徐森玉向傅斯年建议将汉简从香港运往昆明，人们立即开始安排船只。徐森玉在香港与中航公司交涉船位，却一直没有结果，因为从香港到昆明必须绕道越南，为了安全又有人建议改运到菲律宾马尼拉。

　　这时，胡适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香港的叶恭绰先生两度致电胡适，希望能安排汉简存放美国。7月12日，徐森玉又另外给胡适写信，详细说明居延汉简的颠沛流离过程。

　　胡适接信后非常感叹，他于7月31日复信叶恭绰和徐森玉，在感叹沈仲章在时事艰难的情况下，做出巨大牺牲，同时自责有负“典守”之责，最后他在信中表示，“适当谨慎担负，务求安全无危险，请诸兄放心。”

　　1940年8月4日，汉简由香港启运，10月中旬顺利运到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10月30日，胡适曾给叶恭绰和徐森玉一信，报告汉简抵达及转交国会图书馆善本暂时保管的情况。

　　25年后，经台湾当局与美方接洽居延汉简于1965年11月原封未动地运回台湾，至今保存完好。

扑朔迷离的“守护神”

　　在居延汉简的抢救过程中，有一个人的面目始终扑朔迷离，他就是沈仲章。这个人的身世、经历目前没有一个完整的资料。实际上，众多的汉简专家也非常需要沈仲章的资料。

　　沈仲章不仅守护了汉简，更重要的是他与刘半农、沈从文、傅雷、徐森玉等着名学者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在这些学者的记述中经常提到他。

　　据现有的材料显示，沈仲章是刘半农的弟子，1934年6月19日，刘先生率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等人，前往包头进行方言调查。在长达半个多月的调查中，他们陪伴刘半农先生，进入阴山，去百灵庙，走大同，调查雁北十三县，一路上他们收录当地歌谣。由于工作特别劳累，7月7日到达张家口时，刘半农先生开始发烧，体温已升至38.5摄氏度，连夜回京，初误诊为感冒，到14日才确诊为回归热，但已难以挽救，于下午二时病逝。他陪同刘半农先生完成了最后一次学术调查。

　　《傅雷的遗书》中也提到了沈仲章，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施蛰存在他的文章《怀念傅雷》中也提到了沈仲章，他说：“现在，我书架上有15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几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现有材料表明，沈仲章祖籍浙江湖州，热心公益事业，曾收集大量中国国乐的乐谱和资料，自己置办了录音室，也曾收集照相机和大量照相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曾是南京东路冠龙照相材料商店的职员并退休。1987年因肾衰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