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西段主要是葱岭以西。南道从莎车越过悬度，进入南亚次大陆，可到难兜、罽宾和天竺，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从莎车西行到蒲犁，翻越葱岭进入大夏、大月氏，可达安息，即今天的阿富汗、伊郎等地。北道从疏勒可到大宛、撒马尔汗、马雷、马什哈德、经里海南岸到巴格达、再经大马士革西南到北非。另外从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通过伊犁河谷到达哈萨克斯坦，沿锡尔河东岸，绕咸海、里海、黑海北部草原，到君士坦丁堡。悬泉汉简中有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罽宾和乌弋山离的记录，是研究丝绸之路西段交通的重要资料。
6.为研究西域和中亚的历史以及中西关系提供了实物和文献上的新证据。
西域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指向。西汉时期，西域有36国。西汉末年分为55国。除康居、大月氏、大夏、罽宾、难兜、乌弋山离、安息“不属都护”外，其余48国，在汉末有户 221570,总人口1254991 人。这片土地山河壮美，幅员辽阔，今天的面积是166万多平方千米，如果加上清代被人割走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千米，应该是210多万平方千米。两汉时期，西域的归属和向背先是随着汉与匈奴势力的消长而揺摆于两者之间，后来则因为匈奴的衰落而彻底归属汉朝，最终成为汉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政权。在这方面，汉简材料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档案文献和实物资料。西域55国中，汉简中记载了其中34国的材料。除上文所列20国外，还有车师（分为4国）、且弥（分为2国）、胡狐、乌贪訾离、乌孙、大宛等10个国家。
乌孙是张骞第二次出使通好的主要对象。而张骞于元鼎二年回返时，“乌孙发道译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紧接着汉朝远嫁公主与乌孙和亲，标志着汉与乌孙的邻国关系进入结盟阶段。本始二年，汉与乌孙十五万骑击匈奴，后又丁零、乌桓、乌孙三道并出，使匈奴人畜蒙受重大伤亡。张骞出使乌孙所谓“不得要领”而没有完成的使命，40多年后完全实现了。甘露元年乌孙内乱，分为大、小昆弥，常惠率三校在赤谷城常川驻屯，镇抚大昆弥，并且为大、小昆弥颁赐印绶，使其接受朝廷的封拜，说明此时的乌孙已由先前的盟国变成了汉朝的属国。西北汉简中有大量关于乌孙的记载，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有力地证明公元前的一个世纪里，乌孙同汉朝的关系由邻国而盟国、由盟国而属国的历史过程。
《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但是到了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先贤掸率12000人降汉，被封归徳侯。僮仆都尉由此罢，卫司马郑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着汉朝在西域设立了一个不同于内地的行政机构，天山南北成为汉朝疆域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文献记载外，汉简中有日逐王降汉后，一路由西域经河西送往长安的记录，从文物、档案和出土文献的角度有力地证明从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天起，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就已成为中央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亚是历史上最早与汉朝建立官方外交的国家和地区。汉简中关于大宛、康居和大月氏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汉与中亚关系的实证。比如汉简关于元平元年（前74年）天马的记载，就说明李广利伐大宛时“岁献天马二匹”的约定，20多年后仍然在践行，而且朝廷相当重视，每次都要派官员到边地迎取。结合其他大宛简研究，汉朝与大宛的关系始终未曾中断过。再比如汉朝与康居的关系，有一份《康居王使者册》，全文7枚简，293字。所记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惯例他们进入汉地后一路的食宿要由沿途安排，所带贡物要由地方官进行合理评估。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接待。一路饮食要自己负担，尤其是酒泉太守评估贡献的骆驼时未让他们现场参加，本来“肥”,却定为“瘦”,本来是白骆驼却被指为“黄”,“不如实，冤。”朝廷得到上诉后，便下文一级一级追查此事。这一事例生动地反映了汉与康居正常外交关系之下的纠纷处理。这些简牍材料不仅是研究汉与中亚关系的实物记录，而且是研究中亚各国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因为希腊的古典着作中缺乏这一地区的记录，波斯的铭文中也找不到中亚的材料。唯一可以凭借的除了《史记》、《汉书》的简单记载外，就只能是中国西北的汉简了。
7.汉简的新材料为我们揭开了一个个历史的谜团。
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北汉简的发现，为我们廓清了迷雾，解开了疑团。举两个例子：
比如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佛教传入中国后，又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佛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又是通过什么路线传入的？历来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敦煌当时是东西交通的门户，也是佛教流传中土的必经之地。敦煌的佛教何时传入何时落户是研究西域佛教和中原佛教何时传入的一个参照。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所能考证到的最早建造年代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再往前推，有一个叫竺法护的和尚，其先月氏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游历西域36国，带回佛经165部。从太始二年（266年）到永嘉二年（308年）的42年间，曾来往译经于敦煌、酒泉、洛阳、长安各地，其中在敦煌译经为太康五年（284年），酒泉译经为元康四年（294年），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敦煌历史上最早的佛事活动。但是悬泉汉简中有关佛教的记载却告诉我们，早在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佛教就已进入敦煌，并有相当影响。这比莫高窟建造的最早年代早了300年，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早了200年，从而为研究佛教传入西域和中原的时间提供了间接证据，是佛教传播史上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再比如骊靬与罗马战俘问题。公元前53年，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将军亲率4万大军在卡莱尔与安息（帕提亚波斯）军队交战。结果克拉苏惨败，4万大军全军覆没，幸存者不是被俘就是失踪，留下了世界史上一曲凄绝哀婉的悲歌。与此同时，远在7000多千米以外的河西张掖郡有一个骊靬县，地点在今永昌县西南的者来寨。从唐代的颜师古到清人的地理着作都一致认为：骊靬者，大秦也；大秦者，罗马也。所以骊靬县应与罗马有关。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发胡汉4万人马出兵郅支城，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消灭了辗转西迁后留居此地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后来有人把此三事联系起来加以想象，认为在卡莱尔战役中失散的罗马军队曾长期流落在中亚一带，后来被西迁至塔拉斯河沿岸的北匈奴郅支单于雇用为守城军队。而陈汤攻打郅支城时俘获的145名俘虏和投降的千余人，即是当年克拉苏的部下。朝廷为了安置这些俘虏，便在今天永昌县者来寨设立了骊靬县，这就是骊靬县的由来。这不仅牵扯到一个县名的由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公案。最早美国学者德效骞于1947年提出这一论点时只局限在学术界讨论，而从1989年以来，各种媒体将此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说“永昌曾经驻扎过一个罗马军团”.学术界撰文提出质疑，终因缺乏直接证据而无法使这一历史之谜得以最终澄清。但是，汉简给我们提供了铁的证据。汉简中关于骊靬的记载，是当时埋在地下的原始档案。其中神爵二年（前60）的纪年简早就记载了骊靬这一地名。结合其它简文的整体研究所得的结论是：汉代的骊靬，至少在神爵二年之前就已出现。而且根据汉简中对骊靬机构、官吏名称的记载和经济的发展状况，骊靬县也早已设立。它同陈汤伐郅支无关，更同罗马战俘无关。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