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丹对青海的藏族人民和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情有独钟，他为了学习藏族文化，给自己取了一个藏文法名“达麦多吉”（意为无我金刚），并孜孜不倦地学习藏语文，至达精通，晚年翻译了许多藏文经典，在藏族民间也留下了显赫的声誉。
兴学校育地方英才 竭全力促文化交流
黎丹十分重视青海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马麒的大力支持和周希武、朱绣等文人学士的热情协助下，于1917年在三圣庙（今西关街小学）原蒙番半日小学的基础上创办宁海蒙番师范学校，1919年改为宁海蒙番师范学校，明确规定以“培养宁海区小学教育师资，开化蒙番民族，增进宁海文化，启牖新知，养成优秀人才为宗旨。”该校设立蒙文、藏文班，自编蒙藏文乡土教材，另设国文、国语、英语、生物、矿物、史地、乡土等科目，选修边事、垦殖、测绘、养羊学、农业化学等科目，一改旧式教育规章，让新文化的春风吹到封闭的青海。1923年，以宁海蒙藏学校为核心，宁海各地共设立蒙藏小学20余处，学生达800余人。1925年由朱绣负责将宁海蒙藏师范学校创办为宁海筹边学校，聘请内地部分专业教育人才讲学，为青海培养了一批新式的殖边人才。1929年青海建省后，将宁海筹边学校改为青海省第一中学，1930年在一中筹设蒙藏班，不久便改设为蒙藏师范学校。另外，1920年，马麒、黎丹等人还捐款在西宁原昭忠祠开办了宁海职业学校，1921年设立私立医学训科学校，同时，将原西宁道属两等学堂改为海东师范，后又改为甘肃省第四师范学校。1924年，马麒又在原义学旧址上创立了私立的锐威学校，黎丹亦办起了无我学校，一时各县官绅、名流及各地基督教福音堂，皆景从仿效，纷纷捐资办学，在河湟大地上兴办起各地民众、私立小学共百余处。为了启发民智，他还开展了一些社会教育活动，如举办巡回文库，开设讲演所，设立阅报室、图书馆，创办报刊等，为推动青海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黎丹对青海各民族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他认识到青海的各项工作都与民族工作有关，尤其是作为青海世居少数民族的藏族不仅人口多，分布广，而且有其自成体系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处理好青海民族关系的关键是沟通民族文化，使各民族在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中增进友谊，加强团结，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青海地方的开发建设。他主张青海作为藏汉民族文化交汇地区，在弘扬当地民族文化方面应当有所作为，在他主办的蒙番学校中，提倡用汉、藏、蒙古三种语文教学。尤其经过1919年由于北洋政府颟顸愚昧，拟承认英帝和西藏亲英分子策划的“内外藏”,险将“大好河山，一笔断送”之痛，深感本身不掌握民族语言文字无从做好青海民族工作，就不顾年愈不惑，下决心学习藏语文。他聘请藏传佛教宁玛派大师古朗仓，格鲁派大师嘉央、罗桑多吉等学者为教师，刻苦学习藏语文，并聘请了宁玛派罗桑更登为西宁道尹藏文秘书，夜以继日，专门进行辅导。黎丹的国学和佛学知识本来就很渊博，尤其对音韵学有较高的造诣，天资加苦学，他很快学会了藏语文，并以汉藏对照的方式，深入研究佛学经典，参照以往翻译的方法，将宗喀巴大师的《因缘颂》及日常诵读的《宝道开门》等着作首译为汉文，石印发行。同时采纳多家藏语言学家的所长，抉择剔隐，益以个人所见，用藏文撰写了《实用藏文文法》作为学校教材。
1920年他在西宁城隍庙隔壁创办了一所以“学习藏族文字，沟通汉藏文化”为宗旨的民间学术团体“西宁藏文研究社”.他认为兴起一个学习研究少数民族语文和边疆史地的热潮，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十分重要。他竭尽绵薄，筚路篮缕，自我做起，立下“为天下先”的宏志，献出个人薪俸作为该社的经费。先后招收了有藏文基础的各族青年和社会有志人士：杨质夫、陈显荣、陈锦文、龚瑾、刘定奎、官保加、阿福寿、王本巴、祁建昌、洛桑香趣、蒲涵文等为社员。并聘请了知化、罗桑为专任教师，将他们送到青海各着名寺院深造。又以商务印书馆旧制中小学国文课本和算术课本翻为藏文，以安多藏语编印《通用藏语会话》，制定藏文教学课本。他利用地方行政长官的职权，选派藏文社多人去玉树、柴达木、青海湖牧区蒙古族各旗、青海海东农业区筹办民族教育，建立蒙番学校，开创民族教育新局面。又通过私人关系，保送社员洛桑香趣等人，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培养高层次人才。还主持藏文社多方搜集藏汉文资料，如《五体清文鉴》、《正字学智者出处》《三世章嘉着》、《藏药本草》（北京番经局，塔尔寺本）、《词藻·长生库》（却吉乃着）、《正字学灯语》（贝刚群则着）、《中论》、《唯识论》、《般若》、《藏语口诀》、《藏语杂字本》、《西宁办事衙门档案》等等，给藏文化研究储备了既深又广的库存。
尤其突出的是黎丹邀请古朗仓、拉卜坚贡仓、智化、罗桑华丹、丹曲嘉措、夏鲁瓦等藏族学者，从事了《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部按藏文字母的顺序，分部排列词条，用藏汉两种文字双解的辞书。对于一词多义的词性或同义异词的词藻、形容词及动词的时态变化、自他歧异等都以阿嘉雍增寺所着各种字书和语法的注解，用藏汉文举例加以阐明。各词的例句，尽量从各种典籍及日常用语中摘录，分别用汉文按原来的译文写出，或加以新译，对藏文古字，依《旧字》各书所述加注。方言、蒙古语和汉文借词，则分别注明。对于梵字，也选入一部分经常使用语。它迥异于历史上依词意分类、排列的编译方法，使整部辞典更加清晰、明确、方便，内容广阔丰富，将藏汉辞书的编辑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历程，1927年这部巨着完成了初稿。1928年黎丹与杨质夫携辞书去南京，广泛征求意见。在支那内学院得到了该院院长欧阳竟无大师的协助，敦请国内通晓英、藏、梵文的一些学者进行审核。通过他们的审核意见，又吸收了许多外文资料，并进行了进一步的编辑加工。但由于当时的藏文印刷条件和资金的限制等原因，这部辞典一时未能出版。此时黎丹虽已卸去西宁道尹一职，但他仍留下杨质夫在南京摘抄其中部分内容，先行编辑成一部《藏汉小辞典》，后又介绍杨质夫担任中央政校蒙藏班藏文教师，这也是国内大学讲授藏语文的开始。1929年青海省政府成立，黎丹被先后任命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和秘书长，他又回青海工作。鉴于当时形势的发展，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已刻不容缓，他把西宁藏文研究社改组为青海藏文研究社，招收社员40余人，1930年10月在西宁召开社员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有许多藏族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了大会，从此青海藏文研究社走上了一条蓬勃发展的道路。改组后的藏文研究社由黎丹任社长，下设三个部：研究部，陈显荣任主任，负责研究出版工作。教务部，杨质夫任主任，负责社员教学工作。评议部，负责研究成果的审定。1933年秋，黎丹恳请青海省政府拨专款印刷出版了杨质夫《藏汉小辞典》（上下册）和黎丹等编译的汉藏合壁《分解名义大集》（四册）。黎丹为《藏汉小辞典》作了题为《为什么要学习藏文》的序，阐述了学习民族语文对民族工作、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藏族学者智化为《分解名义大集》写了典雅隽永的藏文回文诗，二人珠联壁合的诗文情文并茂，一时传为佳话。此后还编印出版了司徒《藏文文法大疏》、《猴鸟故事》、《萨迦格言》、穆旁《王道论》、《藏文七言杂字》、杨质夫《塔尔寺志》等藏语文着作。这些书籍的编写出版，是藏汉学者坦诚与共，积极协作所取得的硕果，也是青海藏文研究社为藏汉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可贵贡献，它为开创青海省的藏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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