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汇荃也在巧巧地对胡宗南进行观察与思考。他一度认为胡宗南是夏伯阳式的军人，可以做工作，将其争取到中共方面来。夏伯阳原是旧俄时的军官，勇猛善战，后参加苏联红军，成为杰出的红军将领。但熊汇荃很快发现胡宗南对蒋介石忠心耿耿，遂放弃了争取之心。不久他听说中共情报人员宣侠夫在西安被国民政府当局秘密杀害，就企图暗杀胡宗南。当他将此想法向来与他联络的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吴德峰汇报时，遭到吴德峰的批评。吴德峰对他说：“你不仅不能暗杀胡宗南，还要设法保护胡宗南的生命安全。因为你在他身边的地位与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

　　1939年3月，第七军分校首届学生毕业，胡宗南指定熊汇荃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礼毕，胡宗南找熊汇荃谈话，说，他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最终选定了熊汇荃，决定委派熊汇荃担任他的侍从副官与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熊汇荃为坚胡宗南意，欲进先退，故意表示他以前在清华曾加入“民先”,有“左”倾嫌疑，现在到胡先生身边担任这样的重要工作，恐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自信地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胡宗南赠送给熊汇荃一支精致的手枪与一只瑞士手表。

　　就这样，熊汇荃成了胡宗南最亲信最重要的助手--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他身处胡宗南的总司令部中，每天都紧随胡宗南的身前马后，协助胡宗南处理军中各种机密文电与胡宗南的日常事务，以及为胡宗南起草讲话稿等。熊汇荃在工作与生活中，也表现得异常勤恳忠心。“胡睡后他才睡，胡未起他先起，如影随形，十分亲信。胡对熊的父母兄弟姊妹都加以很好的照顾，为对其他部属之所未有。”张佛千：《〈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读后》，刊（台北）《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第54页。有一次，胡宗南去西峡口会汤恩伯，轻车简从，只带熊汇荃与一个卫士。中途夜宿村塾，熊汇荃竟通宵警戒，被胡宗南无意中发现，留下极深的印象。胡宗南经多年考察，对熊汇荃深信不疑。

　　熊汇荃在胡宗南身边工作，长达约十年之久，直到1947年5月胡宗南将熊汇荃送往美国留学才为止。在这十年中，胡宗南总部的几乎一切军政机密、胡宗南个人的心态情绪与人事交往，以及国民政府中央下达给胡宗南部的各项核心机密文件，都被熊汇荃周密掌握并及时通过中共地下情报网报给中共中央。胡宗南总部及其全军，对中共方面来说，几乎无密可保。而胡宗南本人及其总部却始终对此毫无觉察。

　　在熊汇荃打入胡宗南总部的同时，中共情报部门又先后安排陈忠经、申振民等情报人员打入胡部或西安其他国民政府军政机关。

　　陈忠经原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是江苏仪征人，1916年生，比熊汇荃大三岁。1934年他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抗战爆发后，他与熊汇荃一道南下长沙，加入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他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求学，毕业后到西安，进入胡宗南部工作，长期担任三青团陕西支团部的组训组组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共，并被中共情报组织吸收，参加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工作。

　　申振民又名申健，也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的学生活跃分子。他是河北大城人，1915年生，比熊汇荃大四岁。1937年10月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抗战开始后撤往陕西，与别的高校合并为西北联大）参加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民先”,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抗战期间，他在西安长期担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等；同时，他又是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秘密成员。

　　熊汇荃、陈忠经、申振民利用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经常获取到国民政府的各种情报。延安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先后派遣许立群、吴德峰、曾三、王中等重要人员来西安与他们取得联系。到1941年夏，中共情报部门专门派遣高级情报人员王石坚到西安长住，负责联络与领导熊汇荃、陈忠经、申振民等人的情报工作，建立西安情报组织。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原籍山东文登，1911年生，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秘密加入中共，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十年，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交涉获释，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进入中共情报部门工作。不久，王石坚通过陈忠经在西安找到合法职业，开办书店与商行等，赁屋长居，建立秘密电台，迅速而及时地将熊汇荃等人提供的情报报告延安中共中央。对熊汇荃在胡宗南部的情报工作，毛泽东曾赞扬说熊汇荃的作用“顶几个师”;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周恩来则将熊汇荃、陈忠经、申振民誉之为中共情报工作的“后三杰”,可与中共情报工作的“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相媲美。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所谓“前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在1928年到1931年，由周恩来指挥的中共中央特科部署，潜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及其他国民党要害部门，活动近四年之久，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熊汇荃在胡宗南司令部潜伏、活动长达十年之久，并不是没有引起胡宗南部任何人的怀疑。如在1937年12月熊汇荃在长沙刚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时，团长李芳兰就曾当面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以后熊汇荃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后，李芳兰又旧事重提，但都被熊汇荃巧妙地顶回去了。胡宗南部的特工部门也曾收到匿名信，检举熊汇荃是“匪谍”,但都没有引起胡宗南的重视与追查，使熊汇荃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胡宗南之所以将中共的情报人员挑选为自己的机要秘书与随从副官，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而毫无觉察，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其原因除了中共情报人员部署周密、精明机警外，还有以下两点：

　　第一，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党政军各机关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组织人事制度与政治审查制度。各级人员的任免多凭长官的好恶与亲友的介绍请托，事前既无严格的审查，事后又无认真的考核。长官决定一切。长官决定的人事任免往往要受个人认识与情感的局限，却又不允许别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这就为中共情报人员千方百计的打入创造了条件。熊汇荃能打入到胡宗南身边，就像谢和赓打入到白崇禧身边，赵荣声打入到卫立煌身边，余湛邦打入到张治中身边一样，其共同原因即在此。

　　第二，胡宗南个人性格与作风的严重缺点。胡宗南性格与为人粗豪而不精细，轻率而不谨慎，志大才疏，过分自信，特别是在他事业顺利、官运亨通、手中的军政权力急剧膨胀以后，更是自傲轻狂，自以为天纵英明，形成好大喜功、粗率浮躁、独断专行、言莫予违的作风，对部下无知人之明，更无警惕之心与审察之道，也不容别人提出异议。这就为中共情报人员的长期潜伏提供了可能。1939年年初，中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路过西安，接触过胡宗南，虽然当时胡宗南位高权重，颇负盛名，但彭德怀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志大才疏！”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