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

老年于右任与家人在一起

　　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母亲是甘肃静宁人。他常说：“陕西是我的父亲，甘肃是我的母亲。”他热爱甘肃，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他前后三次到甘肃，两次莅兰，对兰州人的影响很深。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我华北、中原、东南大半山河陷于敌手，西北一隅更显得重要，成为支持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时先生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具有一定的条件，于是决定来甘视察，了解政情并参观名胜古迹。先生10月初由重庆莅陕，2日至兰，除在五泉山一游并观看市容外，即去敦煌莫高窟参观。10月5日，巧逢中秋佳节，国画大师张大千正好在临摹壁画，先生借张的暂时住所设便餐招待当地有关人员及随行者。其间赋诗行乐，把酒赏月，参加者除大千外，还有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五四时期北大进步教授)、考古学家卫聚贤(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酒泉专员曹启文(字汉章，原属甘肃靖远人，现属宁夏海原人，去台后已故)及秘书张庚田、李祥麟等人。席间，谈及莫高窟的文物自光绪年间发现后，历经清末、北洋政府直至国民政府成立，数十年间得不到重视与保护，而且不断遭到外人掠夺，有些壁画，甚至被拓印而去。在座诸人，无不惋惜嗟叹，而先生更是痛心疾首，深感有成立一个研究、保管机构之必要，最后大家商议发起组建“敦煌艺术学院”。先生在《敦煌纪事诗》八首中有四首是与此有关的。其二：“立马沙山一泫然，执戈能否似当年;月牙泉上今夕月，独为愁人分外圆。”其三：“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指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其五：“画壁三百八十洞，时代北朝、唐、宋、元;酉覃酉覃民族文艺海，我欲携汝还中原。”其六：“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由此可见先生对于研究敦煌学、保护敦煌艺术及建立研究机构之焦急心情。

　　敦煌参观毕，又去安西万佛峡(即榆林窟)及张掖黑水国遗址考古，10月底返兰，接着去西宁。在兰期间，到兴隆山游览，谒奠成吉思汗灵柩，并赋有小令：“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毛泽东评：“何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之深。”)又给时迁榆中的兰州师范(笔者正读中师)和兰州农校两校师生讲话，题目是：《西北的牧羊儿》(见《牧羊儿自述》)。

　　他还应兰州各界士绅张维(临洮人，字鸿汀，省参议会议长，《陇右金石录》等书作者，清末举人)、慕少堂(镇原人，同科举人，《甘宁青史略》作者)及马辅臣等人发起的欢迎大会上作报告，讲述他的敦煌之行和张掖黑水国遗迹的考古收获，同时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设想。12月回重庆，即向国民党政府送上建议书(见1942年《文史杂志》第二卷四期文)。1943年常书鸿来兰筹建，然后去敦煌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所的成立而有今天之规模，与先生当年的兰州之行是分不开的。他关心和重视敦煌艺术以及把“敦煌学”研究提上议事日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先生虽然东来西往，风尘朴朴，但在兰期间，仍然为求其墨宝者日夜挥毫不能安眠，因之叹曰：“原为旅游，结果应付写字，不得休息。”先生平易近人，毫无大官的一点架子，下榻的西北大厦不设门卫，不论是谁都可以进入并满意而去。市民求字者络绎不绝，竟使当时兰州宣纸价格暴涨，被抢购而空，“洛阳纸贵”之情景重现于兰州。今天兰州人藏有于先生之墨宝者，大部分为此次获得。

　　1946年抗战全面胜利，要求和平的呼声此起彼伏，国民党政府为了缓和新疆局势，委任时称和平将军的张治中主持新疆事宜。

　　新疆公毕，于9月初返兰，住西北大厦，还在兰园新闻记者俱乐部讲话。因辛亥革命前，他曾主办《民主》、《民呼》、《民吁》等报刊，戏称自己是“老闻记者”，一时传为佳话。他讲话时人山人海，房前房后，屋顶屋下挤满了群众，都想一睹髯翁恣容，此景此情在兰州前所未见。

　　这天也写了不少字，被市民围堵，几乎不能脱身，因此大家高喊“于院长被包围了!”

　　在兰停留两日，再次上街观看市容，品尝地方风味小吃，如马宝子牛肉面、高三酱肉、高担酿皮子及兰州特产软儿梨。此外他还搜购了地方人士的名书、名画、碑帖。

　　先生前后三次到甘肃，两次莅兰，对兰州人的影响很深。记得1949年4月初(农历三月十二日)是先生71岁寿辰，我特地在南京冠生园买了一盒寿糕前去祝寿，他见了我后心情很激动地说：“时局如此，人都把我忘了，你还记着我的生日。兰州好!兴隆山美!共产党来了，你回去。我已老了，此生可能不能再到家乡了。武功农学院，三原农场我忘不了……。”

　　50余年过去了，先生浓重的陕西话，银髯飘胸的形象仍历历在目，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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