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长安和洛阳为两都 ,长安和洛阳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各有优势和盛衰 ,基本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大体说来 ,唐朝前期洛阳是全国经济中心 ,在丝绸之路贸易和交流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时期 ,洛阳作为首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其地位益形重要。开元二十五年后 ,由于黄河龙门水道的疏浚 ,长安在经济领域里地位有所加强 ,随着皇帝不再东幸 ,洛阳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安史之乱中洛阳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 ,由于南北方的交通道路改为沿长江西上 ,经襄阳至长安 ,经由大运河北上的水道受到北方政治形势的影响衰落 ,洛阳经济中心的地位继续坠落 ,长安在中外贸易和交流中则比之洛阳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从政治功能说 ,隋及唐朝前期东西两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长安不仅是唐朝的政治中心 ,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 ,长安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都市。洛阳是与长安东西辉映并驾齐趋的城市 ,两都都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隋唐两代都重视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 ,隋及唐代前期洛阳由于交通的便利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从隋文帝时代起 ,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在长安和洛阳都存在相同的中央机构 ,正常年景在长安 ,一遇灾荒移宫洛阳成为隋唐两朝天子经常性的活动π}。当天子移驾洛阳时 ,包括接待外国来使的工作都在洛阳进行 ,例如《资治通鉴 》卷二百便记载 ,龙朔元年三月 ,高宗便“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 ”。

     隋及唐朝前期 ,长安和洛阳都是外国使节、艺人和胡商云集之所 ,这从两地出土粟特胡人后裔墓志可知。昭武九姓粟特人以经商著称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他们是丝路贸易的主要担当者。进入中国中原地区都以国为姓 ,有康、安、曹、石、米、何、史、穆等 ,而以康、安两国人最多 ,他们多为富商 ,不仅带来域外产品以与中国丝绸等产品进行交换 ,而且带来了西域的宗教和文化。康国人多信仰摩尼教 ,安国人多信仰火祆教。曹国人多乐工、画师 ,唐代的琵琶名手多姓曹 ,如曹保、曹善才、曹纲三代都以琵琶而著称。石国人多摩尼教徒 ,有的善舞 ,有的能翻译回鹘语。米国人以善乐著称 ,米、何、史诸国也多属祆教徒。波斯人多以经商致富 ,操纵长安珠宝、香药市场。波斯贵族由于阿拉伯势力入侵而流浪天涯 ,国王卑路斯和他的儿子泥涅师入华而客死长安。长安在隋唐两代中西交通和交流中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为人熟知 ,不必赘述 ,这里单说洛阳。洛阳在中西交通和贸易交流方面也盛况空前。隋朝在隋炀帝时开始大力营建东都 ,并建含嘉仓以屯储各地租赋;设市经商 ,开展对外贸易 ,吸引西域商人至洛阳进行交换。唐朝建立 ,继承隋之传统 ,把洛阳做为全国经济中心 ,扩大市场规模。隋时 ,在城南外侨聚居地之外 ,形成了东市、南市、北市三大市。唐代增加西市 ,形成国际性的大市场 ,称为洛阳四市。其中最重要的是隋东市曰丰都市 ,唐时称南市。据唐杜宝《大业杂记 》记载:“丰都市 ,周八里 ,通门十二 ,其内一百二十行 ,三千余肆 ,……市四壁有四百余店 , ……珍货山积。”《太平御览 》卷一九一引唐韦述《两京新记 》云:“东京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两京城坊考 》卷五载:“隋曰丰都市 ,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 ,其内一百二十行 ,三千余肆 ,四壁有四百余店 ,货贿山积。”丰都市即唐之南市 ,以其在洛水之南 ,故曰南市。辛德勇的考证认为:“丰都市不唯‘南北居坊之地 ’,东西也同样是‘居二坊之地 ’,共占地四坊。”所以才有八里之周长π～。隋唐长安东、西两市均占两坊地 ,可知洛阳丰都市的规模比之长安东西两市都大 ,说明隋炀帝于东都置市 ,一开始就是把它作为最大的贸易中心进行建设的。至唐丰都市规模缩小 ,“贞观九年促半坊 ”,但高宗显庆年间又立北市 ,《唐会要 》卷八六《市 》云:“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洛州置北市 ,隶太府寺。”实际上北市早已存在 ,洛阳龙门奉先寺古阳洞石窟存有永昌元年“北
市香行社 ”供养人题字 ,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北市。显庆二年隶属于太府寺。西市、北市在唐前期一直与南市互相呼应 ,成为洛阳经济贸易中心区 ,南市以经营日常商品为主 ,在三个市中规模最大。当时 ,各类重要商品如金、银、珠宝、瓷器、皮毛、丝绸等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南市 ,再从这里发送到全国各地乃至西域、日本等地。直到唐后期由于洛阳在政治经济领域里地位的坠落才废为居民区。现在隋唐洛阳城南市遗址考古发掘正在进行 ,它将进一步揭示南市在隋唐经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为洛阳作为隋及唐前期丝绸之路最东端的起点提供新的说明。

     隋唐时期洛阳在全国交通网络中地位更加重要 ,在中西交通方面更为便利。隋炀帝建东都新址比汉魏故址在交通四方上更为便利。“都内纵横各十街 ”,城内河渠如网 ,处处通漕 ,整个漕运系统以洛水为纽带 ,南北两翼遍布河渠:北岸有漕渠、　水、泄城渠 ,南岸有通济渠、运渠、分渠 ,又南引两条伊水与运渠相通。从都城与外界交通看 ,:陆上 ,城址西移后 ,控制了伊洛 　涧四河的谷口 ,都城成为洛阳平原陆路交通的枢纽;水上 ,洛阳城跨河而建 ,为伊洛 　涧四河纵横交错的中心 ,同时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即南到杭州、北至涿郡的大运河已经开通 ,洛阳正好成为其联接点。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 ,在所开四段运河中 ,除邗沟与江南河的衔接点在京口以外 ,其它三段的中心衔接点都在洛口 ,洛阳成为全国水运中心 ,正如唐人所说:“今自九河外 ,复有淇、汴 ,北通涿郡之渔商 ,南运江都之转输 ”。唐太宗、高宗屡次东居洛阳宫 ,武则天以洛阳为神都 ,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前亦常东幸洛阳 ,在政治地位上洛阳与长安并驾齐驱 ,吸引着众多的商使蕃客东至洛阳。

     洛阳在隋唐时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兴盛 ,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隋代举行的盛大的国际贸易大会。炀帝派裴矩经营西域 ,裴矩在张掖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是鼓动商胡至洛阳朝贡 ,《隋书 ·裴矩传 》记载 ,根据裴矩的建议 ,炀帝“在洛阳举行“都下大戏 ”,“征四方奇技异艺 ,陈于端门街 ,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万数 ”。“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又据《资治通鉴 》卷一八一大业六年条记载 ,在洛阳端门街举行的这次贸易盛会 ,“盛陈百戏 ,戏场周围五千步 ,执丝竹者万八千人 ,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 ,灯火光烛天地 ,终月而罢 ,所费巨万。”洛阳有丰都等三市 ,“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 ,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 ,檐宇如一 ,盛设帷帐 ,珍货充积 ,人物华盛 ,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 ,悉令邀延就坐 ,醉饱而散 ,不取其直 ,绐之曰:中国丰饶 ,酒食例不取食。胡客皆惊叹。”这样的盛会在炀帝的时代一直沿袭下来 ,“自是岁以为常 ”。说明当时洛阳一直是胡商东来最主要的目的地 ,也是西行经商者的出发点 ,是丝绸之路贸易最东端最大的贸易中心。

      唐时洛阳、长安同为全国中心 ,唐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高宗、玄宗东封泰山 ,《唐会要 》卷七《封禅 》记载:“麟德二年十月丁卯 ,帝发东都 ,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 ,相继数百里 ,列营置幕 ,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 ,各率其属扈从 ,穹庐毡帐 ,及牛羊驼马 ,填候道路。”《通典 》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记载:“(开元 )十三年封泰山 ,米斗至十三文 ,青齐谷斗至五文 ,自后天下无贵物 ,两京米斗一至二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 ,夹路列店肆 ,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 ,赁客乘 ,倏忽数十里 ,谓之驿驴。南诣荆、襄 ,北至太原、范阳 ,西至蜀川凉府 ,皆有店肆 ,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 ,不持寸刃。”在这样背景下 ,玄宗东封泰山 ,从洛阳出发 ,出现了“四夷酋长从行 ”的盛况。据此 ,韩国磐先生说:“高宗、玄宗东封泰山时 ,四方少数民族首领及外国使者 ,皆以洛阳为中心而聚集 ,那么 ,丝路上东来的使、商客 ,自然相同 ,以洛阳为目的地而来此。”

      其时 ,自长安至洛阳一带成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 ,既是全国政治核心区域 ,又是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在这个区域内长安和洛阳东西辉映 ,成为两个耀眼的明珠城市 ,中西交通与交流进入黄金时代 ,东西两都共同担负着丝路起点的任务。根据《隋书 ·裴矩传 》记载 ,北朝后期西域各国商胡多至张掖贸易 ,随着隋朝统一和中西交通的开展 ,丝绸之路向内地延伸 ,经长安一直延伸至中原洛阳 ,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发展到最辉煌的时代。从长安和洛阳出发 ,有四通八达的驿道网络 ,辐射和联接全国各地都市 ,全国各地丰饶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输入两都 ,又经东来西往的商使蕃客转运世界各地 ,从而促进了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地区的相互交流 ,推动着世界文明共同进步。如果说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起点的中心城市 ,环绕两都的各大城市则构成丝绸之路起点的卫星城市 ,这样的城市数量众多 ,如汴州、相州、太原、襄阳、南阳、颍川等 ,它们在丝绸之路贸易和交流中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将中外文化交流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因此说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它们只是这诸多城市的两个代表而已 ,它们和这些城市共同代表着丝绸的故乡 ,即中国。安史之乱中洛阳遭到严重破坏 ,特别是回纥两次助唐收复东都 ,回纥军队对洛阳的抢劫杀掠破坏尤甚。战乱结束后虽有所恢复 ,但昔日辉煌不再 ,洛阳丧失了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 ,南市废弃为居民区便是一个象征。谈丝绸之路起点的迁移 ,我们之所以着重限定在汉唐之间 ,因为中西之间的交通在路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 ,从唐后期开始便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第一 ,由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和西域 ,造成中国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非洲的交通路线的改变:一是草原路兴起 ,二是海上交通开始发展起来。第二 ,从中国西传的商品茶叶、瓷器日益重要 ,与丝绸一样成为输出的大宗商品 ,它们共同发挥着中西交流的杠杆作用 ,丝绸日益失去一枝独秀的地位。随着欧洲人环球航行的成功 ,西方传教士来华 ,中西交流的内容更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更重要的内容已经不是物质产品的交换 ,也不是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而是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和汉学西传。第三 ,在新的交通工具出现以后 ,世界各地陆海两道交通发展起来 ,许多空间的阻隔都被打破了 ,每一个城市都能够独立地与域外进行交通和交流 ,文化传播的起点便突破个别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单一模式 ,变得更加多元了。那么 ,某一个市就很难说处于中外交通起点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