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空间起点与历史起点有联系 ,因为丝绸之路最早创辟的出发点应该就是最早的空间上的起点。西周以镐京为政治中心 ,那是穆王西征的起点 ,穆王往返经行各地和道里途程 ,在《穆天子传 》中有专门记载和统计 ,便是“自宗周、廛水以西 ,至于河宗之邦、阳干之山 ”,而后辗转至“西王母之邦 ”,“□(宗 )周至于西北大旷原 ,一万四千里 ,乃还 ”。宗周的政治中心是镐京 ,在今陕西长安县境内。张骞出使西域时西汉国都长安与之大致相同 ,在今之西安市南部。因此 ,长安即今之西安成为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 ,这是没有争议的。我们把一个城市作为丝绸之路起点标志 ,但是这样的城市却不是固定不变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一个城市政治经济地位常常发生巨大的变化 ,长安也是如此。长安没有永远保持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 ,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便不可避免地旁落或转移其他城市。

     这里牵涉到什么样的城市能够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我们认为 ,作为丝路起点的城市 ,应该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1)一个统一王朝或影响较大的割据政权的首都 ,它是来华使节的终点和目的地 ,是代表政府出使外国使节的主要的起点或出发地。古代使节通常代表着大规模地商贸交易和文化交流 ,使节往还与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互相交织 ,密不可分。 (2)这个王朝或政权在一定时期内有较多的对外交往的活动 ,在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有统一时期 ,也有分裂割据时期 ,不是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王朝都有对外交往的活动。 (3)这个城市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对周围地区具有较大的辐射作用。它是出口和进口商品及输入和输出的精神产品的重要集散地 ,在星罗棋布的城市格局中它具有明显的中心地位。在漫长的岁月中 ,丝路的起点和走向并非一成不变。它常随中国中原政权和西部世界各国都城的迁徙、各少数民族、各地区、各国与中原朝廷的关系的好坏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转移或摆动。总的来看 ,西汉时丝路起点在都城长安 ,东汉时随政治中心的转移则延伸至洛阳。

     东汉建立 ,以洛阳为首都 ,丝路东端随之由西汉时的长安东移至洛阳。古代贸易以贡使贸易为主 ,彼此间贡使活动则是主要的贸易活动 ,而贡使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则是对象国之首都 ,诸国接待外来使节的机构和活动当然也主要在首都。西汉时 ,长安涉外机构主要有鸿胪寺和主客曹。禁中少府属官黄门令也负责部分海外事务 ,他们的任务是负责为皇室搜罗天下宝物和奇禽异兽。长安城内还设有专门接待海外来宾的馆舍 ,称“蛮夷邸 ”,在长安城内藁街 ”。这些机构和设置东汉时皆置于洛阳。东汉时改王莽时典乐为大鸿胪 ,从此成为固定的名称 ,主客曹在光武帝时又分为南主客曹和北主客曹。而据《后汉书 ?西域传 》,洛阳亦有“蛮夷邸 ”,而据同书《南匈奴传 》又有“胡桃宫 ”,皆为外商在洛阳的活动所提供的场所。尚书中宫官为皇帝的近密和喉舌 ,大鸿胪是外官 ,属外朝 ,他们相互配合 ,共同负责外交事务。皇帝关于外交方面的指令 ,通过尚书撰写为诏令 ,下达大鸿胪具体执行和运作。这些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在首都 ,因此首都当然是中外交往的中心 ,都城的东迁必然牵动中西交通路线的向东延伸。

     东汉时汉使出行自洛阳出发 ,西域各国使节东行亦至洛阳。东来的西域质子、使者和商胡则至洛阳 ,并深入中国内地。《后汉书 ?西域传论 》云:“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 ,班超奋封侯之志 ,终能立功西遐 ,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 ,财赂之所怀诱 ,莫不献方 ,纳爱质 ,露顶肘行 ,东向而朝天子。”据《后汉书 ?和帝纪 》,永元七年 (95) ,班超“大破焉耆、尉犁 ,斩其王 ,自是西域降服 ,纳质者五十余国 ”。《后汉书 ?乌桓传 》记载:“顺帝阳嘉四年冬 ,乌桓寇云中 ,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同书《梁冀传 》记载 ,梁冀起菟园于河南城西 ,“尝有西域贾胡 不知禁忌 误杀一菟。转相告言 坐死者十余人 ”。蔡邕《短人赋 》所写即域外人之后裔 其序云 “侏儒 :短人 僬侥之后 出自外域 戎狄别种。去俗归义 慕化企踵遂在中国 形貌有部 (当为‘别 ’字之误 )。名之侏儒 生则象父。” 由于西域人在中原地区人数不少 汉末的繁钦才能通过观察分辨出各国人相貌的不同 他的《三胡赋 》云 “莎车之胡 黄目深精 员耳狭颐 康居之胡 焦头折额 高辅陷口,眼无黑眸 颊无余肉 罽宾之胡 面象炙猬 顶如持囊 隅目赤訾 洞额仰鼻。” 考古材料也说明东汉时洛阳成为西域胡人东来的终点和聚居处。上世纪初 马衡收集到出土洛阳的三块刻有佉卢文的弧形条石。据林梅村的研究 此类刻石原为 ,东汉时当地世俗井栏构件。由此可以推知东汉时京师洛阳地区已有属于犍陀罗语族的中亚人士于此聚居。1987 年洛阳东郊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羽人铜像 ,深目高鼻 ,紧衫窄袖 ,其造像形式明显模仿西域胡人个体形象的特征。

     由于东来西往的行人以洛阳为出发点和目的地 ,《后汉 书 》记西域诸国至中国道里远近 ,则以洛阳为坐标。如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 ”,大月氏“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 ”,莎车“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 ”,疏勒“去洛阳万三百里 ”。异域贡物所至乃中州洛阳 ,正如王逸《荔枝赋序 》所云:“大哉圣皇 ,处乎中州 ,东野贡落疏之文瓜 ,南浦上黄甘之华橘 ,西旅献昆山之蒲桃 ,北燕荐朔滨之巨栗。”λω在“商胡贩客 ,日款于塞下 ”的东汉时代 ,西域商胡千里迢迢赶至洛阳进行商业活动。据《河南志 》卷 2引华延俊云 ,洛阳城中位于南北二宫之西的金市、城东的马市和城南的南市都是当时的工商业区 ,因丝路起点的东移而盛极一时。西人以丝路西端的罗马相比较也举出洛阳 ,赫德生 (G. F. Hudson)在《欧洲与中国 》一书说:“二世纪时 ,丝绸在罗马帝国极西的海岛伦敦 ,风行的程度甚至不下于洛阳。”他就是从丝绸之路两端进行比较的。佛教之东传 ,西域僧人之入华传教首至洛阳。《高僧传 》卷一记摄摩腾云:“腾誓志弘通 ,不惮疲苦 ,冒涉流沙 ,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 ,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 ,汉地有沙门之始也。”竺法兰与摄摩腾同至洛阳译经。安清则“以汉桓之初 ,始到中夏。”支娄迦谶则于“汉灵帝时游于洛阳。”入华第一批高僧皆至洛阳。

     洛阳既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自古以来便有“居天下之中 ”之说 ,以此为中心 ,交通全国各地。自洛阳往南 ,第一大商镇是当时被称作南都的南阳 (宛 ) ,从南阳南下可达江夏与江陵;自江陵往南 ,经长沙、桂阳而至番禺 ,番禺是南海贸易的中心地 ,这就把海陆两道丝路联接起来。洛阳这种交通中心的地位是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从国际环境看 ,东汉时东西方陆路贸易的条件更为便利。1世纪后期 ,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四大帝国都处于昌盛发达的阶段 ,他们在军事上都日益强大 ,逐步吞并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疆土。西方的罗马帝国处于全盛时期 ,东方的东汉王朝也正如日中天 ,西域的贵霜王国统治着今阿富汗和印度北方的广大地区 ,处于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安息则处于三大帝国之间 ,发挥着重要的中介和缓冲作用。四大帝国都希望在丝路贸易中获利 ,他们都推行着有利于对外交流的贸易政策 ,东西方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