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大西北，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古敦煌的地域范围，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即今天的敦煌市、安西县、玉门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总面积约168000平方公里。这里曾是连接着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到两汉时期的归汉设郡，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易其主到隋唐时期的闾阎相望，从吐蕃时期的大力弘佛到归义军时期的苦心经营、西夏元明清时的日渐衰落；可以说敦煌展现出了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的风貌。
一、上古时期
敦煌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今敦煌县南湖乡的墩墩滩和安西县双塔水库等地，曾经出土过大量这一时期的石刀、石斧等史前遗物。1976年在玉门市的火烧沟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生产工具和农作物及各类装饰品；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就已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此外，在敦煌境内还有著名的三危山，所以历史上也曾把这一地区称作“三危”。在《尚书》中就曾有“窜三苗于三危”一语，所以不少人认为这里的“三危”就是敦煌，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敦煌与《尚书》中的“三危”无关；后者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也众说纷纭。《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此地对于广开西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名之为敦煌。对于敦煌的汉名解释，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许多学者都认为“敦煌”一词应是当地土著少数民族所呼地名的音译。但到底是哪一个少数民族对地名的称呼，学术界也莫衷一是，有匈奴语音译、吐火罗的音译、羌语的音译、氐人命名等多种说法。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敦煌”一词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现在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是“敦煌”为少数民族语词的音译。
敦煌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他们的游牧区域以敦煌和祁连山为中心，东达河西走廊东部和陇右地区，西入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而当时的敦煌地区则是乌孙人放牧和繁衍生息之所。此外，敦煌地区还有塞种胡，其人“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大约在秦朝末年，月氏的势力日益强盛，击败了同在河西走廊游牧的乌孙人，迫使乌孙西迁到天山以北地区，月氏则占有了敦煌。此时的月氏极为强大，甚至于以强悍著称的匈奴人也不得不把首领的儿子冒顿入质月氏。秦汉之际，匈奴在首领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东胡，又趁中原战乱之机夺取了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西击月氏，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河西走廊从此归入匈奴治下，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由匈奴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休屠王驻守。此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楼烦王、白羊王、河南王的领地，并控制了西域，就连新立的汉王朝也受其侵扰。匈奴占据河西和西域之后，除了在占领区征收赋税之外，还严重的破坏和阻碍着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严重威胁着汉朝的安全。
二、两汉时期
西汉初年，久经战乱的汉王朝社会经济极端残破，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根本无力对匈奴的侵扰进行反击，所以用和亲、赠送缯帛等方式缓和与匈奴的关系，换取短暂的和平。但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匈奴经常侵扰汉朝的边郡，杀掠人民。《盐铁论》上载：“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匈奴数和亲，而常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日渐富强。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此时国力充实，而且经过平定“异姓诸王”和背叛和同姓王的“七国之乱”之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于是开始筹划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张骞受遣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月氏共同攻打匈奴。此次出使的目的虽未达到，却给汉王朝带回了丰富的有关匈奴及西域的情报。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击匈奴的序幕，它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到战争的转折点。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汉王朝收复了“河南地”。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同年夏，霍去病再次进入河西，重创匈奴。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盛、宜于牧畜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匈奴受到重创，有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河西的匈奴在一年之内连遭两次打击，已不堪支持，而单于又将责任推卸为浑邪王和休屠王的无能，“欲召诛之，昆邪、休屠恐，谋降汉。”他们派人与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联系，李息即上奏。汉武帝恐其诈降，派霍去病迎降，此时休屠王反悔，为浑邪王所杀，收编其众。霍去病也当机立断，率军驰入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尽将其众渡河东进，此次匈奴降汉者共四万余众。浑邪王被护送至长安，受到汉武帝的隆重接待，并封浑邪王及亲信数人为侯，将匈奴部众安置于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汉王朝于同年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归酒泉郡管辖。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两郡之地，设张掖、敦煌二郡。并在此时将长城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于敦煌郡城的西面，分设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门，完成了“列四郡，据两关”之势。河西地区从此正式归入汉朝版图。
敦煌从酒泉郡划出，是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便于汉王朝扩大灌溉农业区和进一步在军事上控制西域。最初的敦煌只是一个很小的郡，但它的发展很快。西汉时敦煌郡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个县，包括今天的敦煌市、安西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自治县的一部分，总面积约八万平方公里。其具体情况如下：敦煌县，郡县所在，在今敦煌城西南；冥安县，以冥水得名，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大致相当于今安西县布隆吉一带；效谷县，本是渔泽，汉孝武帝时，崔不意为渔泽尉时，教人力田得谷，因勤效得谷，所以名之为效谷，有学者考证，其位置大至在今敦煌城东北二十公里的黄渠乡戴家墩城堡遗址；渊泉县，因其地多泉水而得名，东汉时改名为拼泉，大致在今安西县之东四道沟一带；广至县，大致在今安西县南踏实乡破城子一带；龙勒县，因县南180里有龙勒山而得名，在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
为了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王朝还在这里建立了一整套的军事防御体系。元狩二年之后，修筑从令居到酒泉的长城；元封五年，修筑酒泉至玉门的长城；天汉年间，修筑敦煌至盐泽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置烽燧亭障，“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此外，还在今甘肃省西部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龙勒山上置悬泉置，是为马递为主的邮驿。为了巩固这一军事要地，汉王朝一面迁徙内地的贫民、囚犯来此定居，一面征发大批兵士到此戍守。向河西移民的对象，据《汉书·地理志》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也就是说这些人主要是生活无着的农民、刑事犯罪者和有叛逆罪的政治犯。此外，还有一些是自愿迁徙到河西的，也有的是屯田戍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下，也有被强制迁徙到河西的不数民族。中原人士的迁入，改变了河西地区的民族结构，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敦煌地区农业的发展。为了解决众多移民和军士的粮食问题，汉王朝河西推行屯田政策。屯田是且守且耕，亦农亦兵，军事活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一种措施。戍边是汉代农民的徭役之一，因此汉政府以戍边名义，征发大批的农民到边疆和新占领区去戍守或田耕。在屯田的名义下，他们一方面守边，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汉代边郡的屯田规模很大，为了便于管理，不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屯田的收获，不仅解决了边防的给养，供应往来丝绸之路的使者和商人，还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以资调节。当内地发生灾害时，还能调拨屯田积谷用以赈灾。河西的屯田，使封建的生产方式得以在当地推行，而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边郡粮库充足，戍边力量加强，遏制了匈奴奴隶主骑兵的掠夺。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西征大宛的时候，敦煌郡已是可以安排六万兵士、十万头牛、三万匹马奔赴前线的重要军事基地了。
西汉末年，中原战乱，河西地区却相对稳定，许多中原大族避战乱而西迁此地。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不少三辅（京兆府、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人前往河西。《后汉书·孔奋列传》就记载了孔奋因天下扰乱，想找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侍奉老母，遂选中河西；《后汉书·窦融列传》则记窦融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考虑，认为河西殷富，兵精粮足，地势险要，是乱世“自守”、“遗种”之地。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之后，借其祖弟累世任官河西的声望，广交地方官吏，联络周边羌胡，使“河西翕然归之”。后酒泉太守梁统、敦煌都尉辛彤、张掖都尉史苞、金城太守厍钧、酒泉都尉竺曾等人共推窦融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在窦融的统治之下，“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大族的到来，不仅为河西带来了大量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东汉建立以后，光武帝刘秀对据有“河西完富，地接陇蜀”的窦融也很重视，特“赐融玺书”，并“授融为凉州牧。”但东汉时期，河西东部地区常常受到羌人的侵扰，西部相对平安。与此同时，北匈奴日益崛起，而东汉王朝却日益衰落。匈奴重新控制西域，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崩溃，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长驻敦煌，敦煌太守则成为汉朝在西域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实际负责人，敦煌成为当时汉王朝控制西域的军政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