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西南丝绸遗迹
　　1986年夏，离成都北郊不远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以及来自缅甸、印度温暖海域的齿贝，有力地证明古蜀文化的极高水平，并且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与沿海地区有了交往。
　　中国境内的三条丝绸之路（西北的路上丝路、南方的海上丝路和西南方的路上丝路）中，以西南方的路上丝路发展得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便已开通。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既是指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路。此“道”通常被称为滇西“古西南丝绸之路”，其遗迹主要位于保山市的水寨、官坡及大理州水平的博南山等地。
　　古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比我国西北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两百多年。它和西北丝绸之路一样，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去从事贸易活动了。张骞回朝将所见所闻上奏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作中介与印度商人间接贸易。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滇缅通道才算打通了，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进入了印度。汉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蜀，身毒国道”才算全线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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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
　　“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川滇段有两途：一条走“古牦牛道（零关道），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玒崃、名山、雅安、荣经、汉源（窄都）、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到达会理以后，折向西南行，经攀枝花，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最后到达大理。另一途从成都出发，经彭山，沿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再沿秦代开凿的“五尺道”南行，经高县、筠连、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昆明，最后到达大理。两条路在大理会合后，经保山、腾冲、盈江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出发又有水陆二途到印度。从印度又可通中亚、欧洲。通过“古西南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源源不断的输出，国外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等又输入。到了唐代，这条丝道更加兴旺发达，经久不衰。它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对中外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后来由于又发现和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条古道才逐渐人稀。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古西南丝路的绝大部分道路，已淹没在时间的风雨之中，但一些雄关险道，骡马蹄印，诗联题刻，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最典型的如保山的兰津古渡，霁虹桥遗址及附近的摩崖诗、词、题刻。保山的水寨、官庄等路段，都是当年用人工凿岩开山而成的路基，至今仍保存完好。水寨一段自澜沧江边至长湾长约10余公里，原设平坡铺、山达铺、水寨铺等邮驿站点，现尚存平坡铺的小街宽3米，长50米，两端有街门等遗迹。由平坡西上罗阳山至水寨，山腰大石坎长三、四公里的路段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路径曲折陡峭，有500余级台阶犹如天梯，史称“梯云路”。石阶上犹存骡马攀踏的累累蹄印，最深者达13厘米，可见当年要攀越这段路途是多么艰难啊！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