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孙权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一是从周秦到唐代以前为形成时期；二是唐宋为发展时期；三是元、明两代为极盛时期。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孙权雄踞江东，以古之大禹为榜样，主张“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更通伐，妨损农桑”而竭力发展经济，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与外通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说造船业，航船、航舰，这是航海的必备条件与主要工具。在三国之前，一般都是靠帆船与信风，在海上漂泊无定，几近冒险，为此而丧生者，不计其数。到了三国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据张大可著《三国史》，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汉代主要造船地区在长江下游苏州、无锡、安庆等地，多是平底内河船。孙吴造船中心，移往建安郡侯官(在今福建闽侯)、临海郡永宁县(今浙江温州)、横藇船屯(今浙江平阳)、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等港口。孙权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造船工场。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最大战舰可载三千士兵，有上下五层，雕镂彩画，非常壮丽，续航能力强。载马八十匹的海船称小船。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楼，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孙吴武装船队出海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州(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甫寨等国，吴国灭亡时，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
据富阳当地学者朱健文在《东吴的造船业与泛海远航》一文的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1955年在广州出土了东吴的陶制船模，船模从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横梁，八根横梁说明有八副舱板，它们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船舱)。这就是用横梁和隔舱形成的分隔舱结构造船技术。船要航行时，即使有一两个船舱受到破坏进水了，水也不会流入其他船舱中，船也不会马上沉没。进水的船舱可以抓紧时间抽水、堵塞漏洞和进行其他修理，并不影响船的继续航行。
孙吴发达的造船业对后世出海远航造成了更为有利便捷的条件，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次说航海术。三国时期，随着造船业的崛起与发展，人们很自然把目光从内河而投向海外。江东地区的先民早就积累了相当的航海知识与技术，这可以从先民们的探索历史中得到印证。
一是季风(古称“信风”)与海流为先民们的出海远航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是典型季风气候的国家，沿海岸风向主要表现为季风特征。每年当冬季东北风起时，海流随风向由东北朝西南流；当夏季西南风起时，海流又随风向朝东北流。日本海有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暖流和寒流。发源于鞑靼海峡的里曼海流，在冲刷俄罗斯滨海省份的海岸以后，沿着朝鲜半岛的东岸南下，当碰到来自西南的对马海流时，它的一部分转向东流，而它的大部分则形成潜流南下，抵达济州岛再渡上浮，成为中国海内寒流的源头；另一方面由南来的暖流，经台湾海峡沿琉球群岛北上，穿过朝鲜海峡，形成对马海流，沿着日本列岛的西岸向东北流动，直到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后，分成支流逐渐减弱，所以日本海上由于里曼海流和对马海流便出现了大体上沿着周围陆地向左旋的环流。
江东先民(或称东吴人)早就认识到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并且适时地加以利用，使之成为长距离远洋航行的驱动力。
二是冲淡水性质的沿岸流，造成先民们出海的好时机。
在中国近岸海域，由河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了一股冲淡水性质的沿岸流，譬如东海沿岸流(又称长江冲淡水)。东海沿岸的路线随季节不同而不同。夏季，在西南季风盛行时期(6-8月)，浙江沿岸水北移，在长江口外与长江水和钱塘江冲淡水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冲淡水流，向东北直指济州岛方向与对马暖流相接，其中一部份汇入对马暖流进入日本海。冬季，长江流量大减，东海沿岸流也随着减弱，在偏北季风吹送下，长江冲淡水与钱塘江冲淡水汇合，沿浙闽海岸南下，并穿过台湾海峡直接入南海。
三是天文航海术与地文航海术，成为先民们远航时判别时间与方向的依凭。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是以太阳、月亮、星星作标准的。通过长期视察日、月、星辰，很自然地会认识到，白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没入西方；夜晚星辰同样也升起于东方，落于西方。先民们早就根据太阳、月亮、星辰的运行规律来判别方向和时间了。既然陆地上能够这样，那么，也完全可能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海上活动中去。
四是船舶操纵技术提供了比前更为可靠的技术保证。
三国东吴的海船用上前所未有的多帆技术，在多帆桅船上，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风，后帆不会挡住前帆的受风，大大加快了船速。康泰《吴时外国传》称，这种船自南海乘风航行至大秦(罗马)只需一月，吴人万震(曾任丹阳太守)《南州异物志》也说，多帆海船上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充分地利用风力，“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风激波，所以能疾。”
由于航海术的提高，三国孙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成为开拓性的壮举。
再次说水师。有大船而无驾驭大船的水手和船员，也无法出海远航。这一点，孙权及其东吴以“水军立国”的战略思想，培养与造就了一大批擅于水上作业的精兵强将。这在汉代尚不具备这种条件，而且经过此后许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对后世也确有肇始与开启之功。
孙权水军士卒训练有素，良将云集，纪律严明，因而战斗力很强，就连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曹操也十分钦佩。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与孙权在濡须的一场水战中吃了败仗，被歼三千，自溺数千，而望孙权，则仪表堂堂，沉着指挥，战船高大，器械精良，军伍整肃，作战勇敢，曹操既惊奇又敬佩的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这是作战对方对孙权水军的称赞。
孙权水军的精良，在客观上是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其一，有一条从黄海到南海漫长的海岸线；其二，有长江、钱塘江、赣江、闽江、湘江、东江、北江、西江以及太湖、湖庭湖、鄱阳湖等大江大湖，而且江湖连接成网；其三，国内有较发达的炼铜、炼铁、造船、纺织等工业，为发展水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的技术力量。其四，吴与魏、蜀基本上以长江、湘江为界，争夺要地，战争的特点是水战，这就决定了发展水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孙吴的“地利”条件之长，正是蜀魏“地利”条件之短，孙吴发展水军是完会符合客观实际的。
最后说丝绸业。孙权及其东吴拥有出海的大船与技术，拥有人才与水兵不说，如果缺乏从事海外贸易的物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也就不可能形成。三国时期，作为海上贸易之“大宗”者，当首推丝绸。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而有自已独特的创新与发展。
孙吴时期，统治者重视农桑，致力垦荒，许多大臣都提出了这类建议。永安二年(公元259年)，景帝孙休下诏：“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于士民之赡，必须农桑，……田桑已至，不可后时。”说明孙吴政权对丝绸生产的重视。非但如此，陆逊还在海昌屯田时，“督劝农桑”；诸暨、永安等地也生产御丝；永嘉还贡八蚕之绵。可见丝绸生产区域得到了扩大。近年在安徽南陵县麻桥乡发现东吴墓葬，随葬有梭子、纺绽等纺织工具和记有练、绢、锈、锦、缯、纻、布的遣册，极有可能就是一位丝绸生产者的墓葬，这为东吴丝绸生产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国时吴国还设有官营丝绸生产机构。史载孙权夫人潘氏，“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具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同时，孙权又曾“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由此看来，御府中也生产锦绣等丝绸产品，具体生产作坊就是御府下属的织室。
这官营丝织自三国孙吴始创以来，便代代相传，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我国丝绸业的发展。例如两晋时期，据《邺中记》记载：“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绵织成署皆数人。”石虎即赵石虎的官营丝织作坊，在当时规模最大，尚方御府，即后赵主管这类作坊的组织，其下又有织锦署、织成署等。南北朝时期，这类作坊还按军事系统编制，可见其织户工匠之多、管理之严。
三国孙吴在上述诸方面都在汉代有较大进步，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它根据季风的变化规律和海流的方向，在夏季(6-8月)，从江浙沿海出发，借助风帆和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在顺风顺水相送下，航渡出海近则台湾，远则日本等地。
如此航线的有无，已被后世的航行所证实。古代日本与中国南朝的交通，唐及唐以后遣唐使以及贸易商船的往来，大多采用这条路线，自然与利用海流、天文和地文导航有关。不过这条航线事先是不一定了解的，更不会知道所到之处是什么地方，远航的结果，往往后来才知道。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的事实都说明雄踞江东的三国孙吴很有作为、很有建树并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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