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于小冬在天津的画室，很显眼的是一幅他临摹的委拉斯凯兹，黑灰色为主的画面在阳光下给人稳定恰当之感。他是委拉斯凯兹的忠实崇拜者。谈话中给我留下印象的一件事情，是他提到200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从提香到戈雅：普拉多博物馆藏艺术珍品展》——其中有数幅委拉斯凯兹原作，他从天津赶往，希望馆方能准许他在现场临摹。交涉未成，他只好在附近找了个旅馆，每天去观看委拉斯凯兹，然后凭着记忆回到住处动手临摹。他先是在房间里对着色彩不准、细节缺失的印刷品临摹，再去美术馆仔细观看原作，一天往返多次。关于这件事，他在博客中说：
“以这种办法坚持了一周，基本临摹完成，也无法再画，因为美术馆射灯太暖，旅馆日光灯又太冷，不知道原画色彩到底是怎样的，临摹得并不理想。这次临摹收获很大，笔意色层的技法学到很多，因为是默画的，因此记住了所有原画上的细节，想忘都忘不了。更大的意义是，成为我画室里的标尺和参照，我不断被它打败，这样是最好的，免得我忘记天高地厚”。
我想，像他这个年纪并且获得了一定社会身份的中国当代画家，可能很少有人还会这样做。“他们身边就有委拉斯凯兹、丢勒、德拉克洛瓦（的原作），但是他们很少去看”，他这样说起一些在国外生活的同辈中国同行，言语中并无评判之意，只是惋惜。
由于于小冬工作繁忙，采访没有涉及太多对生平往事的复述。为了延续“如何表达西藏？”这一话题，在过去一年中，我们采访过多位以西藏事物为素材（或曾经以 西藏事物为素材）的当代中国画家，他们之中——包括于小冬——许多人是故人关系，有的还不无往事纠葛，曾经在拉萨共同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式有充 满激情的生活。这使他们的一些经历彼此重合，倘若就某一事件互相核对，也许会出现罗生门式的不同叙述。以这一生活时期为题材的人物肖像油画《干杯西藏》， 由于描摹了一个生活群体的形象，被媒体称为一个时代的理想化记录。“它可能是个情结寄托，但对于绘画本身，它并不是于小冬的重要作品”，在我去天津之前， 一个画家朋友这样对我说。
1、“重要的只是：是否画好了它”
从陈丹青《西藏组画》以来，“画出一个真实的西藏”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之一，但若干艺术作品对于“真实”的呈现却似乎一直不尽如人意
于小冬于1980到1984年，在鲁迅美术学院学习国画专业，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学习油画，“一路摸索，算‘自学成材’。直到今天，我经常自嘲是国画出身的业余油画家。”——目前在天津美术学院担任油画系教授的他这样说。
1984 年毕业于鲁美后，21岁的于小冬自愿申请进藏工作，并在西藏大学艺术系任教至1997年，在西藏有13年的生活经历。“因为看了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知道还有那样一个地方和那样一个质朴的民族”，他回忆当时的动机说。在内调天津后，他又多次返回西藏考察。2009年底，于小冬第四次前往夏鲁寺研究寺中壁画，在他心目中，夏鲁寺与白居寺壁画是体现绘画艺术古典原则的例证。
于小冬以西藏人的肖像为主题，起始于1996年，也正是他决定内调的那一年。“在西藏的曰子不多了，我才发现我画的西藏人物并不多，虽然西藏各处都跑遍了，但却很少画西藏”。他觉得，当时回避西藏题材的原因，是“西藏题材太热，有太多的人画西藏了，我不想再去凑热闹”。但是在即将离开西藏时，他却感到“以往题材选择的失误”，并意识到题材冷热只是一个假问题，而重要的只是：是否画好了它。
他认为“能直接表现西藏精神世界的是那儿的人们”，于是决定把西藏人的肖像做为自已的核心题材，并且采取了记者式的工作方式，进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他曾经跟随一个个朝圣的家庭，同他们住在一起，学习他们的方言，参与宗教活动，并且画下这些家庭里的老老少少。这段时间的积累，产生了《一家人》和《宁玛派僧人贡布一家》等一批家庭群像和肖像作品。他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似乎显得过于质朴简单——因为这样的观念既能产生佳作、同时也会是庸作的借口——他认为，这样的作品“要以真实作为它的坚实支撑，在面对真实的时刻，想象力活起来。发掘一张张真实面孔的蕴含，发现表象背后的意味”。
于小冬认为，人们去西藏，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们觉得“西藏是古代”。对于学院出身，“画过中世纪的人”的中国画家们来说，他们可以在西藏的僧人身上实践一种正统的处理画面质感的方式，那些手势、道具、服装等“古代特征”，再加上所受到的视觉训练，似乎中国画家们都普遍善于发现其时空张力，“西藏突出的古代状态，有一种和古人处在同时代的感受”，于小冬说。
从陈丹青《西藏组画》以来，“画出一个真实的西藏”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之一，但若干艺术作品对于“真实”的呈现却似乎一直不尽如人意。人们对“真实”的理解各个不同，关于于小冬的“真实”，也许要从他所深谙西方古典绘画史语境来理解。在这一语境中，“真实”这一观念吐露于文艺复兴时期，并且伴随着越加世俗化、理性化的人文思想运动。在视觉艺术中，人们的追求表现为从“真实”的空间（真实的光线、真实的色彩）——并进行科学化的研究——到注重“真实”的性格（“真实”的人、“真实”的差别），而这一头绪可以连接起启蒙运动之后、十九世纪文学艺术中的“真实的事件”。这一变化在绘画领域中，于小冬看来“在肖像画中比较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