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神话人物画   为佛教传入之前，中原汉地流行的道教神话人物形象，此类画出现于北朝后期，传自于中原，有乘坐龙车、凤辇的东王公、西王母，蛇身人面的伏羲氏、女娲氏，昂首飞腾的东方之神青龙，振翼奔腾的西方之神——白虎，展翅欲飞的南方之神——朱雀，龟蛇相交的北方之神——玄武，两耳竖过头顶，臂生羽毛，长生不死的羽人，兽头人身振臂运转连鼓的雷神、兽头人身手执铁钻敲击的礔电等等。

　　4、供养人画像   出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及其眷属为祈福求愿，在窟内绘画的礼佛画像。多绘于主要壁画的下方，形象较小，高不及尺，男女分列成行，僧尼为首，世俗人物随后，有王公贵族和侍从像，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服饰有中原汉装，西域胡装，汉胡混合装。

　　5、装饰图案   装饰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的纹样。北朝时期是以表现石窟建筑形式为特征的建筑装饰图案。图案分布于中心塔柱窟人字披顶两披的望板、椽、枋、斗拱及平顶，殿堂窟的覆斗顶，以及不同类型洞窟的佛龛龛楣、彩塑背光、四壁壁带等处。平顶饰平棋图案，均为三层方井叠套，井心绘大莲花，错叠的井角绘火焰纹、飞天、忍冬等纹样。覆斗顶正中饰华盖式藻井，井心垂大莲花，四边饰忍冬、云气、火焰纹，井外饰垂幔、彩铃。人字披顶的椽间望板、壁带边饰、龛楣的主要纹样有莲荷纹、忍冬纹、祥禽瑞兽纹、云气纹、几何纹等等。

　　前期壁画以土红为底色，人物造型健壮，比例适度，穿西域式衣冠服饰，面部与肢体晕染采用西域表现明暗的凹凸法，以表现人物面部和肢体的立体感，此时色彩质朴厚重，线描细劲有力。这是中原传统艺术和西域艺术的结合。后期壁画为两种风格，一种风格大体继承前期特征，传自西域的晕染法又有新的发展；另一种风格的壁画，以白色为地色，人物身材修长，相貌清瘦，眉目疏朗，神情潇洒，风骨飘逸，穿汉式方领深衣大袍，面部以民族传统晕染法在面颊涂红色，此时色彩清新明快，线条秀劲洒脱，运笔疾速，富于韵律感。这种风格是传自于中原的新风。

　　二、隋、唐时期石窟艺术

　　佛教与佛教艺术传入后，在其漫长、曲折的传播进程中，经过与中国汉晋文化艺术的不断碰撞、融合，至隋唐时期佛教和佛教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宗派、佛教思想、佛教信仰、佛教艺术。隋唐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最辉煌的巅峰。石窟建筑、彩塑、壁画所表现的世俗化、大众化、多样化，都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体现。

　　（一）石窟建筑形制

　　1、殿堂窟  呈现多样化、民族化、世俗化趋势。殿堂窟数量最多，长盛不衰，且不断变化发展。窟内佛龛加深加大，形式早晚不同，隋代为内外二层龛；唐前期为内小外大之敞口龛；唐后期为仿照世俗床帐形式的盝顶帐形龛，龛内设马蹄形佛坛，坛上置彩塑像，如第329、384窟。殿堂窟还出现一种主室正壁和两侧壁均开佛龛，龛内造像的形式，用以表现三世佛或三身佛，此类洞窟数量虽不多，但隋唐两代均有之，如第420窟。佛坛窟是新出现的窟形。隋至唐前期主室正壁凿长方形或马蹄形佛坛，唐后期大型洞窟主室中央凿出方形佛坛，坛后部有一道连接覆斗顶的背屏。坛前有阶陛，彩塑群像高踞于佛坛之上，信徒可围绕佛坛右旋环通、礼佛观像，此类洞窟应是殿堂窟之一种。其形式与寺庙佛殿，乃至世俗宫室殿堂格局相类似，如第196窟。

　　2、涅盘窟、七佛窟   因涅盘像和七佛像而得名，其实亦为佛坛之一种。主室横长方形，正壁有横贯全窟的佛床，上塑佛涅盘像，如晚盛唐148窟，中唐第158窟，或塑七佛并坐像，如中唐第365窟，窟顶为盝顶或券顶。

　　3、大像窟   因窟中巨大的弥勒佛坐像而得名，如莫高窟初唐第96窟、盛唐第130窟、榆林窟唐代第6窟。大像窟洞窟高耸，主室平面方形，上小下大，贴正壁造石胎泥塑大像，佛座后凿出供信徒巡礼用的马蹄形信道。前壁上、中部各开一大型明窗，以供采光之用。窟顶为覆斗形或圆穹形，窟外建多层木构窟檐。

　　中心塔柱窟数量极少，趋于衰落，由于修行简化和佛教世俗化，中心塔柱作为塔的功能逐渐减弱，而与殿堂窟佛龛形式靠近。

　　崖面留存遗迹与文字记载说明，隋唐时代各窟前室外，均有木构窟檐。这些窟檐“上下云矗，构以飞阁，南北霞连”。各窟又有木构栈道相通，蔚为壮观。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