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瑞双方的协议，这批汉简运到了北京，存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双方选派科学家共同研究。我方选派的是刘半农（刘复）、马衡（字叔平，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外方选派的是瑞典人高本汉和法国人伯希和。研究前，先对汉简拍照，印出四份，四位研究者各有一份。各人据照片研究，考释文字，如有疑难处，则相互通信请教，定期交换研究成果和论文。

　　１９３１年７月，理事会聘请傅振伦和傅明德协助整理。他们二人按照箱号，打开每箱之后，按原编包数排好，再拿出木简由傅振伦编号，先用毛笔去尘，再交傅明德用红朱笔在简无字处一一写号。编号是从破城子开始，按出土地点由北而南编写。如３?５号即是破城子出土的第三包第五枚。一枚而分为数片者，便各注号码及ＡＢＣ等字母，仍包在一起。其中如有木质松脆，字迹行将脱落者，便稍稍拭尘后，用胶液加固，然后登录在簿。登记簿每页有编号、原包号、出土年月、出土地点、备注等栏。每件登记完后，就交马衡和刘复两位教授看验。如有字迹清晰、内容完整且具有学术价值者，他们常常在几天内就写出短篇论文。

　　研究工作开始不久，贝格曼等人就回国了。１９３４年刘半农在蒙绥地区考察后，突然去世，使研究工作无人负责。后来经理事会研究，挑选了读北大文学、历史的优秀毕业生劳干、贺昌群、余逊、向达来协助马衡研究。但这四位青年学者只工作了半年，释文部分还未完成，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北平沦陷后，沈仲璋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将这批汉简运到了香港，交香港大学存放。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居延汉简又面临着第二次劫难，当时在胡适先生的努力下，设法运到了华盛顿，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胡适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就向美国国会图书馆交涉提出，交付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管。

　　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驻地部队等单位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对居延汉代遗址进行了初步的科学发掘，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这次试掘的重点是三处不同类别而面积较小的遗址，北部地区的甲渠候官（在破城子，发掘代号ＥＰ）、甲渠塞第四燧（ＥＰＳ４）和南部的肩水金关（ＥＪ），总掘面积４５００平方米。

　　甲渠候官遗址（ＥＰ）：俗名破城子，位于额济纳旗南２４公里，纳林、伊肯河之间的戈壁滩上，为居延都尉西部防线甲渠塞之长——甲渠候的官衙。１９３１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地发掘汉简五千余枚。这次试掘出土的简牍，已编号的有６８６５枚，尚未编号的近千枚。

　　甲渠塞第四燧遗址（ＥＰＳ４）：第四燧位于甲渠候官南５．３公里、伊肯河西岸蒙名保都格的地方，与候官相隔三座燧台。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此地出土汉简一枚。这次共掘出木简１９５枚。

　　肩水金关遗址（ＥＪ）：肩水金关是一座烽塞关城，位于金塔县天仓北２５公里、额济纳河上游谷地北口的东岸。它是进出河西的腹地，北通居延都尉的咽喉门户，拱卫着南面不远的肩水都尉府（大湾）、肩水候官（地湾）等屯戍重地。１９３０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此地发掘汉简８５０余枚。这次获汉简１１５７７枚（其中未编号的１４２６枚）。

　　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的发掘，在甲渠、第四燧、金关三地共发现汉简１９６３７枚。目前已整理编号的有１７２１１枚，绝大多数是木简，也有极少数竹简。这些简牍出土时形态各异；有的是废弃前还在使用的文书，时代晚，成册的多；有的堆储在一处；有的与杂草、畜粪混合堆成积薪；有的垫在圈底，或当作垃圾抛在各处。

　　１９８６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专业人员对居延地湾进行发掘。地湾遗址靠近河岸，部分遗址已被水冲去。因这里地势低洼，地表潮湿，部分简牍已成灰末，无法收拾，加之近年来这里进行基本建设工程，遗址大部分为推土机压过，因此，这次发掘获得残断之简甚多，共获得汉简一千多枚，绝大多数已残破不全。

　　总之，三次科学考察及发掘，在居延地区共发现汉简３５０００枚。若将特别残破者除去，也有三万余枚。它是我国发现简牍最多的地区。

　　（二）居延汉简的学术价值

　　居延汉简的发现，使学术界为之耳目一新，它对于汉代历史，尤其是汉代西北边郡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或填补了空白，或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或丰富、补充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下面仅举数例说明之：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