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西安开设第一家钟表行
时间在滴滴嗒嗒地往前走着。时针和分针，一圈又一圈，不停不歇地往前走着。
在火车通达西安之前，那时西安至潼关之间奔跑着两辆客货混装的长途汽车，车的老板是浙江宁波人，名叫许庸令，人称许掌柜。许庸令早年在河南老河口开医院，后由同乡举荐，接管了西安至潼关间的邮件转运业务。那时往返西安至潼关间的邮件很少，这样许庸令也就兼着潼关至西安的客运业务。由于养着两挂汽车，许庸令也就在西安城里开设了汽车修理及销售汽车零部件的业务。
1931年，许庸令在西安南院门开设了西安城的第一家钟表行——亨得利钟表眼镜公司。铺面装饰豪华，堪称当时西安城顶顶高级的字号。许庸令委任同乡周伧镛为经理，并招收了陕籍人李蕴华和屈鸿涛为学徒，几年以后，李蕴华和屈鸿涛纷纷自立门户，成为西安钟表行业的后起之秀。
1934年冬天，火车通到了西安。一声汽笛响过，火车轰轰隆隆地开进了西安城，铁路两边的草顶子茅屋有的被火车掀去了顶子，人们抄着手、瞪大了眼睛看着火车从远处奔来，嘴里不由自已地嘟囔：“好家伙，火车原来是个铁家伙!”火车真是个好东西，它给千年古都西安城带来了一次实实在在振兴的机会。
在火车通达西安城的这一年，先后响应地方政府“招徕”政策抵达西安城的外埠客商计有千户之多，他们带给西安人的不只是崭新的工艺和手艺，他们让闭关自守的西安人知道：在皇都之外，世事早已大变。当年来西安的著名商号有：河南商人的“长发祥”，河北商人的“大千洋硷”(肥皂)，河北商人的“燕秦制革厂”等等。另外，还有一伙浙江宁波经营钟表行的掌柜和领东，也搭着火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西安。外省人的行头和派头让西安人开了眼，外省人捎来的货色更是无奇不有、应有尽有。随着火车通抵西安，西安城进入了空前绝后的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好像只是一夜间的事，西安城多了好几家钟表行，有浙江宁波人周庆标开设在南院门的“大西洋钟表行”，有北京人张寅生开设在五味什字的“慎昌钟表行”。这两家钟表行的门楼子一家比一家高级，两家的内外装饰都比几年前开设的亨得利要新颖，而且货色也远比亨得利丰富。当时亨得利钟表行在东大街开设有分号，分号的名字叫“光华钟表行”，领东是宁波人周伦明。三家钟表行争霸西安城，呈三足鼎立之势。随后，山东青岛的应顺昌也来西安凑热闹，在东大街开设了“胜利钟表行”，应时云为掌柜。应时云不肯甘居人后，从店面内外装修到经营品种，都堪称新潮海派，他们甚至从上海请来了久负盛名的上海营造厂为其装修，门厅内外一概欧陆风情，可谓西安城最早的“洋”派建筑。
西安钟表行业的“七大行”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西安钟表行业由“七大行”结构出了基础的团队，这“七大行”依次为——亨得利、亨得利分号、亨达利、慎昌、大西洋、胜利及大西洋总号这七家钟表行。从“七大行”来陕及在西安古城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安是民族工商业者发展壮大的重要码头，是内陆城市对沿海先进工业输入的重要中转站，是中国西部商业至为重要的发展环节。
在旧社会的老西安，有“同行是冤家”的口谚。可是西安“钟表业”几乎是水一色浙江宁波人，他们不但有以钟表结成的“业缘”，而且有一层源自同乡同埠的“乡缘”，所以，“七大家”虽明争暗斗，但终未制造出什么事端。甚至在1935年冬天他们还自愿组成了“钟表业联欢社”。初到西安，“七大家”也有过因价格不统一、哄抬市价以及给顾客说诋毁对方的话等而产生“钟表行”之间的敌视、仇视现象。多亏宁波籍商人、天华百货店经理胡永康从中周旋，才终未酿成事端。当时胡永康采取的“说和”方式就是请有矛盾的店东在位于正学街口的中央菜社聚餐，以至最后成为一种乡约、乡俗之下的制度。“钟表联欢社”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坐庄；一方面联络乡情、行情、感情，另一方面商议统一零售价格，规定四季营业时间，未经协商，不得擅自涨价或减价；不得互挖墙角拉用同行职工等。当时新成立的胜利和亨达利两家非宁波籍的字号，也应邀加入了“钟表联欢社”。这几家钟表行营业额各自保密，外人不得而知，“联欢社”也无权过问，唯亨达利一家位置最佳，门面装潢美观，所以，招牌最为响亮。
艰难的时间“履程”
抗战初期，西安钟表业各家字号都在上海驻有“庄客”(采购员)，并可以在上海、天津、青岛、烟台等地采购或进口座钟、挂钟，而手表、怀表因我国民族工业落后，不能自己生产，完全依靠美国、英国以及瑞士等国进口。国产钟表一般采用铁路托运到西安，而进口钟表一概采用邮寄的方法到达西安。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战区逐渐扩大，东南沿海各省无法通运，西安各钟表行就先后去成都和重庆开设分行，一为扩大经营，二为便于转运。当时重庆作为民国政府的“陪都”，设有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有飞机与香港保持通航。当时大件的座钟、挂钟虽因无法运输而断档，但手表、怀表则通过渝、蓉分号的转运抵达西安；也有偷越日寇封锁线“跑单帮”的人，从敌占区捎来手表、怀表，走街串巷，在茶馆和车马店里私下兜售。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进攻香港和攻打上海租界。此后，手表货源彻底中断。但不久精明过人的宁波籍钟表商人又开辟出了新的运输线：先是由越南海防转运至重庆，然后贩运到西安；嗣后，越南被日军攻占，改由印度加尔各答空运至重庆，然后转运至西安。这条线路是由美军开辟出的一条军事物资供应线，但其中明里暗里不乏空运手表和黄金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这种“军道”加“黑道”的运输方法，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胜利。西安城虽地处偏狭，但富户与巨商颇多，这些富户与巨商自古就有强烈的“敛财”与“纳宝”的能力，他们视“罗马表”、“英纳哥”为“硬通”的资本，认为货真价实的“英纳哥”和“罗马表”具有无限增值的潜在力量。1939年的一块“英纳哥”手表，可以兑换一院四豁头的大宅院。1948年的一块“劳莱士”手表，可以换城外的五亩水浇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进口手表、怀表都明里暗里地充当着以物易物的硬通筹码，其坚挺程度远非黄金、白银所能比。除了进口手表和怀表，当时流行坊间的硬通物品还有石头镜。
西安钟表行的“多种经营”模式
西安钟表行的“七大家”经营作风堪称正宗老道，除了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之外，其经营风度也堪称老调老派，店东穿皮袍，二掌柜穿葱白色长衫，三掌柜和相公一律穿宽襟大袖的二马裾；售出的手表、怀表一律保证终生维修，售出的挂钟、座钟保修十年。同时，当时西安的“七大家”也都兼营验目和配光业务，兼营唱机唱片。所以，民国时期的“钟表行”每天从早到晚都很热闹。那时的坐商与行商不同，讲究“迎来送往”，讲究“给顾客掺茶倒水”，钟表行里老有城里的城绅坐在八仙桌边听“戏匣子”(唱机)，听到关节处还免不了要炸了腔子似地跟着戏匣子吼上一板乱弹。在民国的时候，由于钟表行的工资高、伙食好，每到年底还多发两个月的工资及一定的“孝赏”（奖金），所以，城里城外的青年人都愿意去“七大行”“顶生意”(工作)。同时，钟表行在当时无疑是比较文明的行业，所以，聚集了西安城里说、拉、弹、唱、打球、照相诸方面的人才和能人。
1949年5月20号西安解放。1950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原来的“七大家”钟表行相继歇业和转业。亨达利转业“西安上海造钟厂”、享得利与大西洋转业红庙坡螺丝厂、胜利钟表行在店东的催促下，请求歇业，得到了政府的允准。嗣后，于1950年7月，由经理应时云领东在东大街案板街口开张大华钟表行。
1952年成立了“西安钟表眼镜同业工会”，民族资本家应时云出任第一届主任委员。该“同业工会”，组织西安城各钟表行和修表铺，成立了第一个西安钟表业合作社。1954年，钟表业率先实行“统购统销”，至此，西安的“七大家”结束了乡帮、乡愿结构出的“钟表联欢社”性质的私营经济时期，进入了以“东方红钟表行”、“华美丽”、“永鸣”等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钟表业发展时期。
时光飞逝。在我童年居住的大车家巷居住着好几位“当年把钟表传送到西安”的老人，他们厚道木讷的样子我如今依然记得很清。当年到西安开钟表行的那些老人，很少再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把钟表传送到这个城市，然后忠诚于时间，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然后就埋葬在我们这个城市。如今他们的子子孙孙依旧生活在古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