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奎(甘肃省平凉市广播电视台 )
花儿凋谢了，叶儿枯黄了，灰色的云笼罩了天空，树木忧伤了，随后雪落了下来。
冬天来了，我又想起了父亲。
到今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
父亲一生刚强，那年初冬突然间就病倒了。那时我还在县人武部工作，赶紧送父亲去医院住院。可一月之后，父亲还是离我们而去了。对父亲的突然离去，我除了哀痛外，更多的是震惊，生命的无常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无奈。
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农民，文化不高，但却是村里数得上的有威望的人。打我记事起，他就当村干部，生产队长、大队民兵连长、大队主任，等等。大到带领群众开展生产劳动、组织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小到处理村民纠纷，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他的形象光辉而高大。特别是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带领几十个民兵，背着长枪，骑着自行车，一字排开，淋浴在晨光里，去公社集训的场景，像一幅画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打开记忆的相册，都会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当干部就会得罪人。虽然大多数人拥护他，但也有个别人反对他，说他不讲人情。为此，每当吃饭时，爷爷总会拉着脸数落他：“要会会说话、会做事，少惹人，惹下人是自己的……”父亲不耐烦地说：“干事哪有不得罪人的？你看那些反对我的都是啥人！懒人、私心重的人、品行不好的人……”爷爷气得花白胡子乱颤，手里的筷子叭地往桌子上一放，转身走了。
说归说，事后父亲还是会注意很多。记得那年，有一个被公社定性为“坏分子”、绰号“狼”的男子，因“犯事”逃脱了组织监管。公社指示大队，派民兵迅速追捕归案。父亲带人在相邻公社跑了一回，找见了“狼”但却没有带回来，给大队汇报说“狼”被控制后翻墙跑了。其实是他私下把“狼”给放跑了。因为“狼”之所以被定性为“坏分子”就是说了几句不讲政治的话。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那时确实是个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公私分明，从不占队里一分钱便宜。有人为了巴结他，私自送队里一些东西给他，他不但不要，还要把来人说道半天。天大旱，地里庄稼长得像猴毛。收上场，必须先交公粮，才能给群众分口粮，可有些人家粮食早就断顿了。父亲背负“犯政治错误”的危险，私下作主先给大家分一点，然后再交公粮，让很多人家度过了饥荒。以至于时隔30年后，我回乡见到一位故人时，他还感慨地说父亲是个好人，当年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命。
1976年，爷爷在祖籍的泾河南岸走了一回亲戚后，极力让我父母亲迁回河南里生活，理由是河南里川地多，生活条件相对好。尽管父母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最终架不住爷爷的威逼，只好迁回了老家，两年后，我们3个子女也相继脱离爷爷奶奶的照顾，回到了父母身边。
迁回老家，父亲不再担任大队、生产队干部，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社员。生活极度拮据年代的农村，艰苦的劳动、陌生的环境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宗亲极少的情况下，一些人对外来户的欺视。那好像分食了人家口粮而产生的怨恨眼神，像刀子一样会扎得你心里鲜血淋漓。父亲很苦闷，但却不向那些人低头，耿直的秉性不改，话里见不得虚伪，眼里容不得沙子，嫉恶如仇。为此，有些人一直想找机会整治父亲。结果那年大包干时，终于有人以当年合作化时我家没有给本队入过耕地耕牛为由，不同意给我家划分承包地。并且牵走了在生产队组织的抓阄中我家分到的一头耕牛。父亲受到的打击空前激烈，坚决要求返回河北面去生活，爷爷却始终不松口。后来，公社派出工作组，才给我家补划了承包地。
父亲教育子女身教重于言教。特别是年岁大了以后，对待我们很少温言细语，学习成绩差了，他不会说你要如何如何学习，而是板着脸问“别人咋学的”；和别人打架了，他不会问你谁是谁非，而是板着脸说“你看人家谁谁，谁见了都喜欢”。他把正直善良、好学上进的标准形象到了具体人身上，让我们在模仿中自我感悟、凝炼、升华。
14岁那年，我考上县城高中，准备去30里路外上学，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犹豫再三，脱下那双破的已经露出大拇指的胶鞋，穿上母亲新做的布鞋，没想到父亲突然发火了：“明明天下雨哩，还穿布鞋？念个书讲究啥哩！”看他一脸冰冷，我鼻子发酸喉头发热，强忍着眼泪换上破胶鞋，自己背上行李去学校。快出村子了，委屈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就在我孤单影只踏上官道时，父亲骑自行车从后面赶了上来，夺过我的行李挂在行李架旁边，让我坐上车，送我去学校。也可能是看到了我发红的眼睛，30里路，父亲破天荒说了一路的话，解释他发火主要是让我不管啥时候都不能忘了做人的根本，不要和别人比吃穿，要比学习、比出息。口气不像解释更像是训斥。
日子一天一天地从眼皮下溜走了,对父亲的怨恨也在时光的流逝中没了踪影。那周星期六回家吃过晚饭，父亲突然对我说：“我这些天在公社粮站往粮垛上背粮食，一天能挣两块钱，明天你上学时跟我一块先去公社，我给你买件背心。”我心中一暖，嗯了一声。第二天一大早，我随父亲来了公社街道。商店还未开门，父亲让我等一会，他先去粮站干一阵活再来买衣服。
粮站在街道的东头，一栋有五六间房大的粮仓门口，码着几百麻袋粮食。粮仓里，黄得眩目的小麦堆得有几人高，粮堆上斜斜地搭着一张当梯子用的的木板，每高半步钉有一防滑的本条。几个来的早的人已经开始在往粮堆上背粮食。父亲们在门口粮垛旁先蹲下身子，然后猛然发力，扛起一麻袋近200百斤重的粮食，往仓内粮垛上走去，沉重的粮袋从体积上看，都比瘦弱的父亲大了不止一倍。等父亲踏上那斜搭在粮堆上的木板时，那颤颤巍巍的木板不堪重负的咯吱了起来，父亲两手紧紧地抓着搁在肩上的麻袋，吃力地平衡着身体，努力向上面爬去，粗重的呼吸声听得我非常揪心。几趟下来，汗水湿透了父亲身上的背心，正在褪皮的肩膀上又被麻袋磨得发红并肿胀了起来。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生的不易。当父亲从商店给我买好白棉背心，叮咛我上学路上当心时，我再也兜不住眼泪了，颤声叫了一声“爸”，就转身跑开了。
我高中毕业时，全班60多人只考了5名大中专生，我没考上。只好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着16岁的我身材矮小单薄，父亲叹息着说了一句“房檐水照窝窝滴哩——跟我一样！”
他想让我跳出农门却又无能为力。我想去当兵，体检合格了，却因为年龄不满18岁而被刷下了。当得知同村一初中还未毕业而且手指还有些残疾的青年因给接兵的送了一箱苹果而入伍时，我发誓再不会去当兵了。村上招考民请教师，初中毕业生都接到了通知，我却没有，后来才知人家早有内定，考试只是为了走形式。父亲一头黑线，眉头皱成了疙瘩，但却说：“现在政策好了，当农民也不见得不好。咱不求人！”
后来，我因为农闲之余写一些文章，被县广播电台招聘当了记者，父亲的眉头才第一次舒展了开来。也似乎随着我的“出息”，父亲的日子似乎也过得一天比一天舒心了。特别是5年后，我通过考试被招录为国家正式干部时，父亲终于露出了笑脸：“你确实给咱家争了一口气！”
父亲只活了51岁就离我们而去了。对于父亲的离世，我们兄妹悔恨万分，悲痛欲绝。父亲在世时，我们总觉得父亲身体健康，而没有抽时间带他去体检过一回；总想着等自己情况好点了，好好孝敬一下他，可却最终陷入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心痛沼泽里。
“十月一”，送寒衣。凛冽的寒风在山尖上呜呜地吼叫，冰冷的雪花刮到脸上像刀子一样。我们兄妹3个又来到半山腰的父亲坟前，给父亲送“寒衣”，摆好供品，上好香烛，跪在坟前，点燃冥纸冥币，望着被风吹起如黑色蝴蝶般漫天飞舞的纸灰，我的眼泪兜不住了，爸，我们看您来了，您在那边还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