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代，江山县曾出过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尚书毛恺，因上疏主张“禁滥狱”、缓和阶级矛盾而触犯皇上，死后还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另一位是清乾隆年间的台湾总兵、福建陆路提督柴大纪，因台湾“天地会”林爽文领导反清起义，柴大纪未能及时扑灭，被清廷斩首。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悲剧，在某些方面给戴笠以警醒。
他自认为是江山县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影响最大的人物，又干了特务这个行当，会不会像毛、柴一样不得善终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成立，使蒋介石对戴笠更加防范。戴笠不傻，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一步不慎就可能翻船，毛人凤也隐隐觉得有种危险的感觉。
◎解散军统 特务慌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呼吁自由民主，蒋介石接受了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提议，三次电邀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飞至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展开和谈。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在重庆正式签署，这对于热爱和平、反对内战的广大人民和进步人士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第二天，重庆各主要报纸都在显眼的位置全文登载了协定的内容。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阅，为好不容易盼到的和平曙光高兴，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喜悦祥和的气氛。出于对特务暗杀、逮捕，及借各种理由进行搜查和掠夺的痛恨，更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士均一致要求结束特务的恐怖活动。“双十协定”的内容之一就是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机关以外的团体组织享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之权。
罗家湾大院的大小特务们慌了，军统没了，他们靠什么活？以后去哪里？但戴笠心里很清楚，反共是蒋介石一生不变的方针，他一定不会就这么把特务机关给裁撤掉。此刻他要做的就是整顿军纪，让军统低调下来。
◎出招应对 整顿军统
10月下旬，具体方案出台，它包括三个招式：第-招是，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精简人员，公、秘分开，转入地下，以转移整个社会的注意；第二招是，在军统工作部署方面加强反共活动的成分，以增加其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第三招是，迅速整顿清理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整饬风气，以免被蒋介石或政敌抓住口实，自招其祸。
11月初，毛人凤将方案具体完备地总结出来，并在戴笠的示意下，召集全体特务开会，会议由毛人凤主持，戴笠作主要讲话。戴笠简要介绍了“取消特务”的条款，然后强调：“最近大家都被这一消息弄得人心惶惶，这是完全不必要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工作开展得太有声势，招人怕，招人忌，才有今天的困境。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再被需要了，相反，今后由于剿共任务的加重，我们的工作将更为繁多，更为重要。”
会议结束后，戴笠决定北上，整顿军统内部的风气。
电视剧《潜伏》里有关于这一段史实的描述：戴笠到了军统天津站，说道，此次来，一是治理贪污，二是查办二十九军军长杨文泉纳妾的事。
这正是戴笠来到北方的一系列活动之一。
◎怒写辞呈 欲罢不能
此刻的毛人凤想得更多，他深知军统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其力量之大，已经从纯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军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警察、财政、外交等各个部门，加之军统组织之严密，号令之严明，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任何一支国民党正规军队。这就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警戒之心。以蒋介石惯有的极重的猜忌之心，以及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的权术观念，是不能容忍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太快太大，打破整个系统平衡，脱出他的控制的。现在军统发展如此之快，势力如此之大，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又如何能不猜忌、不防范呢？会不会趁这个时候撤销这个机构呢？
毛人凤这时候还得到一个消息，戴笠的对头--陈诚、宣铁吾以及蒋经国等人一起发难，说服蒋介石，要将中统、军统撤销，采取战后建警的办法，将戴笠的特工系统一锅端。
当毛人凤把这个消息告诉即将北上的戴笠的时候，戴笠一下子怔在了当场，情绪激动，语无伦次，也不顾及什么影响了，气愤地说：“都说校长薄情，我还不信，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难道嫌我碍事了，要把我给扔出去了？罢！罢！自古伴君如伴虎，我现在就打辞呈，解甲归田。”
戴笠一时气不过，就写了一份辞呈。写完，吩咐毛人凤及站在一旁的另一名亲信--时任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立即将辞呈转送最高当局。言罢，转身去了机场，到北方视察去了。毛人凤一看辞呈，吓坏了，里边要求蒋介石“近忠贤，远小人”,并表示说：“生不忍坐视党国危亡，又恐钧座不见谅，不得已，而归隐林下，眼不见为净也。”毛人凤冷汗直流，他知道一旦呈送给蒋介石将是什么后果：“戴先生太激动了，许多话都欠考虑，说轻点，他是对最高当局不满，严重些，他是在要挟领袖。委员长不是容易压服的人，一旦雷霆震怒，就不好收拾了。”自古哪有下属要挟上司的道理，尤其是蒋介石这种本身就对下属非常严格，对权力非常在乎的人。
潘其武说：“那怎么办，戴先生交代得很清楚，要立即送交最高当局，我可不敢抗命，你知道他的脾气。”
毛人凤立刻说：“这份东西绝不能往上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保住戴先生再说。况且，他是个明白人，清醒以后，会知道我们的良苦用心的。”毛人凤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戴笠不行了，权力就落到了唐纵的手上，那时候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就不错了，更别说往上升了。
◎突生变故 戴笠慌了
此刻戴笠虽然气愤，但他心中还有一个主意，他觉得既然蒋介石准备采取战后建警的办法，那就谋划把军统组织化整为零，渗透到各地的警察局，他准备在内政部成立警察总监部，用以消化军统特务。
这个主意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既能在“双十协定”面前息事宁人，也能总揽大局，让蒋介石也无可奈何。他自认为已经控制着军统，警政系统中上层也有一部分自己的人，对战后建警一事，又得到美国在华特务机关的支持，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
就在戴笠去北方视察的时候，警察总署的唐纵得知蒋介石召见李士珍，听取李士珍关于建警的报告后，就立马电告戴笠。他深怕李士珍出任警察总监后，自己被排挤掉，于是让戴笠赶紧采取措施。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军统系统的黎铁汉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很快报告了戴笠。所以，戴笠几乎是同时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蒋介石召见李士珍的事。原先还比较笃定的戴笠一下子慌了。
李士珍是黄埔二期的，浙江宁海人，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学，专攻警政教育。李士珍曾一度出任过中将军长，不过时间不长。调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时为简任一等警官。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最高学府是设在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校长，警校的日常工作由教育长李士珍主持。他不仅与中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关系较深，而且与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关系很不一般。在国民党内，戴季陶是李士珍的后台也不是什么秘密。这份战后建警计划经李士珍一游说，先是陈氏兄弟支持，继而得到戴季陶的支持。应李士珍本人之请，戴季陶还出面，亲自到蒋介石那里跑了一趟，请求蒋介石把战后建警任务交给李士珍。
戴笠不敢掉以轻心，当即决定飞回重庆，面见蒋介石。1946年3月16日，戴笠坐飞机由北平飞到青岛。可他此时正与大名鼎鼎的电影女演员胡蝶打得火热，难舍难分。据说当天或是次日是胡蝶的生日，戴笠答应她一定赶到上海为她庆贺生日，遂又决定，从青岛绕道上海，请杜月笙、唐生明为胡蝶办理与潘有声的离婚手续，好与胡蝶尽快成婚。
◎ 专机失事 横死郊外
17日，戴笠由青岛登机，没有直接飞重庆，而是先去上海。陪同戴笠的有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军统控制的外围机构“人民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金玉波、戴笠的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焱、专门照管戴笠服饰的一位勤务员、译电员周在鸿、厨师曹纪华，还有一位戴笠结交不久的天津大资本家黄顺伯，他是受戴笠的邀请专程去上海旅游的，未曾料到这一去落得个命丧黄泉。中午11时许，飞机飞至上海时，大雨滂沱，无法降落，在上空盘旋了两圈后，向南京飞去。12点多，飞机到了南京上空，而南京也是倾盆大雨，且云层很低，雷声阵阵。那年头的无线电设备比不上现在，机上与地面联系很困难。飞机在穿云下降时，已越过大校场机场，飞到了南京郊区的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区）。1点06分，电讯突然中断，地面再也呼叫不到戴笠乘坐的“222号”飞机了。
从17日下午到第二天早晨，毛人凤守候在办公室里，亲自指挥总台向各地的办事处、军统站不断追寻“222号”专机的下落，并要求各处、站组织情报力量，四处搜寻专机动向。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原来，这架飞机已经撞在了江宁板桥的戴山山腰上，机毁人亡，无一生还。
一代枭雄横死南京郊外。
事后，据附近一些目睹当时情况的农民说，在倾盆大雨中，他们看到飞机飞得很低，先擦到了一棵大树，随后一头撞上了半山腰。在一声巨响后，火光冲天，因为携带的汽油较多，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燃尽。事后，军统的毛人凤、沈醉在戴山为戴笠立了一块石碑，上镌“戴雨农将军殉难处”,把山下的戴家庙作了修缮。
戴笠死后，南京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说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愁肠九转，创巨痛深，亲临重庆“四·一”军统纪念大会，与参加会议的特务一同悼念戴笠；6月在南京亲自为戴笠的葬礼主祭，蒋介石在挽联上写着：“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8月，蒋介石亲自到了戴笠飞机失事的地方，并在戴山山脚一座不大的戴家庙中，对军统大特务们训话。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还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一些名流聚会时，想到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假使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相互推诿。章士钊先生于1946年所作一幅挽联，可供研究或批判：“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 戴笠死因 众说纷纭
说起戴笠的死因，民间巷里有很多传说，一种是关于他的化名的：
戴笠一生中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是却十分迷信命相和地理风水，被称为东方的盖世太保。在他的影响下，军统局内部的大小特务们都相信命相一类的东西。因此，军统开办的许多基本特务训练班内，按照规定都要讲授命相之类的课程，他们把曾国藩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一类相法改编成教材，对特务们进行灌输。从1944年开始，毛人凤正式取代郑介民而成为军统局本部的主任秘书。毛人凤任主任秘书后，有一项特别的使命，就是每年帮助戴笠审批其化名的使用。毛人凤知道戴笠在这方面非常重视，因此，他也格外重视，凡秘书草拟的化名，他都要亲自过目，然后再呈戴笠本人通过。
戴笠早年有一次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于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于是他就改名戴笠，字雨农，意思是雨中戴着笠的农夫，水足得很。此后果然青云直上，当上了军统局局长。戴笠每次出去时，起的化名都是带水字旁的，如“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一向平安无事。然而，1945年底，军统局秘书室助理袁寄滨是位青年书生，接受了一些科学知识，替戴笠起工作化名时，故意不用水，而拟了一个缺水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戴笠那时候正好到了天津，无法知道新化名的拟定，而毛人凤恰巧那次没好好想一下，就批准使用了。但这一次却是命中注定难逃一劫，因为算命先生说他命中映水忌土。
戴笠生前忌讳13,连他出生日期13日、门牌号13号都统统换成14,而他死时却与13又有神秘联系，3月17日是农历2月13日，死的时间是13点13分，死亡人数又是13,一连串13竟出奇地串在了一起。
还有一种是关于撞机地点的。飞机撞的山叫戴山，山下有座戴家庙，山腰上有一条小水沟叫困雨沟，困雨沟困雨沟，困戴雨农也。所以，戴笠不能离开这里，必须死在这里。
当然，这些都不足为信，不管哪一种说法，只是一种巧合罢了。真正的意义是：局长死了。但是，局长这个座位不能空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