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农村人，那个根红苗正的好年景已经远去，‘农民’一词也成了网络上流行的时尚骂语。单纯，善良，老实，憨厚，质朴。这些词语在如今的经济市场浪潮里也早已淹没了它真正的含义。做农村人苦，做农村人的孩子更苦！先前的出路是念大学，一朝成名天下知；现在各高校纷纷扩招，收费提高。农村人砸锅卖铁，伸脖子放血，却还是让其给培养出一个个高分低能的社会智障儿……但农村孩子的血性还在，他们骨子里从不忘本，更不会忘记生己养己的父母。]
（一）
今年春节公司放假较往年早了那么几天。我自然是满心欢喜，早早的把火车票都定好了。虽说在外工作已有几年光景，但每年的春节我是要回家过的。我这人就这点出息，特恋家。再说了，钢筋水泥包裹的都市里，怕也找不到‘年’的感觉吧！
前天小军找到我，说过年不回家了，让我帮他捎些钱给家里。
小军是我老乡，我们两家相距不太远，五六公里的样子。小军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他爸不在了，十一年前在某小煤窑下井时井体塌方，撇下他们孤儿寡母撒手人寰。为了供小军读书，他守寡的母亲那可是吃尽了苦头。
二零零三年秋，小军大学毕业后也南下浙江打工，曾在我这里暂住过一段时间。刚出校门的他雄心勃勃，志向远大。他告诉我说：“现在是经济时代，你看那天上飞的地上堆的，到处是人民币；就等着我们去拿了--只要你有那个能力！”我眼又拙，自没那能力。但他也终究没那个能力。在遭几家公司拒绝后，小军的锐气消减了不少，那些崇高理想的话题不再常挂嘴边，只是整天介的往外跑，找事做。约莫二十来天后他说要搬走，说找到了一份工作，包吃住的。至于工资待遇什么的他没和我细谈。临走时买了箱水果给我，并借去我二百块钱。之后便大半年没了音信。
零四年初的一个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想请我喝酒。碰了面，我见他明显的消瘦了，黑了，人好像也持重精练了不少。在酒精的刺激下，那晚小军说了好多话，谈社会，谈人生，谈理想；说自己只是想更有尊严的活着；说温州这儿的公司多是家族式的民营企业，发展空间不大，混饭吃还可以，想去广州闯闯；说这儿的老板都他妈的爱骂人，张口就骂，吃了屎似的。唉！大学生满大街一抓一大把；哼，大学生！他冷笑。
那晚的酒钱是我结的。起初他死活不肯，说我看不起他。后来要把去年借的钱还我，我告诉他我暂时不用钱花，你要真去广州这钱就当我拿给你的路费吧！
酒店门口分手时，小军突然给我来了一个很时尚的拥抱，并拍着我的背，说：“哥，真的，你够意思！”
之后便又杳无音讯了。直至前天他的突然出现。
那天，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已是晚上十点半了。刚走出公司大门，我发现小军坐在路旁绿化带的石凳上，他单手托腮，一副很投入的沉思状，脸色在路灯昏黄的光晕中呈现出病态的苍白。看到我出来，他站起身冲我哧牙一笑。他的头发略显凌乱，眼睛里充满了旅途的疲惫，刚出校门时的青春阳光与活力，在他身上已消失殆尽。
“什么时候过来的--从广州吗？”我递根烟给他。
他摆摆手，没应声。“唉！”他叹气。叹息声夹杂着丝丝寒气，在冬日的寒夜里尤觉沉重，冰冷冷的仿佛来自地底。“我今年过年回不了家了；也好，省点儿路费。”小军的言语中充满了某种未知的伤感与无奈。“也不知妈在家里可还好？这些年苦了她；这些钱你帮我带回去给我妈--借你的钱回头再还上。”我这才发现他伸过来的手掌里捏着几张纸币。我接了，折好，放进口袋。“好的，没问题！”我说。佯装很轻松的样子，一时间却竟也没了话题。
多半天，小军说：“我走了，你回吧！”他朝光线较暗的路的另一侧挪动脚步。
我想不出半句安慰他的话语，喊住他问：“小军，晚上有地方住吗？”他顿住脚，扭头惨然一笑，说：“不用为我担心--回吧。”那忧郁的眼眸像一弘深井，莫测深浅，令我禁不住的打了一个寒颤。
我目送他赢弱的身子一点点隐入夜幕，直至被黑暗完全吞噬。心中颇觉不是滋味：本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阳光男孩，怎么会一下子变成这样？原因何在？自身的？外界的？无从查起，也想不通。只觉一丝淡淡的哀愁自心田慢慢滋生，缓缓弥散开来，刹那间遍布全身每一根神经。
（二）
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家已是年二十八下午。安详的村庄里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一句句真切的话语，和着空气中弥漫的炮竹的硝磺味，越发使“年”的味道更加浓郁真实了。
放下行囊，跟爸妈问了好，顾不得喘口气，我跨上自行车直奔小军家。
虽然前些年来过他家几次，但小军家的现况还是困窘的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三间老式瓦房，正灰头灰脸地伏在冬日阴暗的脸色里，外墙未及粉刷，裸露着锈迹斑斑的霉苔；田字格的窗棂上，缺了两块玻璃，黑洞洞的像什么动物空洞无神的瞳孔；虚掩的门是用木板简略拼凑的。右拐一间小偏房就是厨房了，厨房门口是一架水泥浇注的手动汲水机（俗称‘压井'.农村人至今仍保留着饮地表矿泉水的’优良传统‘,却是难能可贵），旁边侧卧着一条脱毛的老黄狗，不叫不吠，似笑非笑地冷眼看我。
左顾右盼，找不到丝许譬如新春新气象好年好运气之类的气息，没有男人女人们爽朗的笑谈声；没有孩童嬉戏玩耍的尖叫声；没有大人训斥孩子的愠骂声。这里仿佛与世隔绝般，除了冷清还是冷清。我心中不免觉得酸楚：在形式一片大好的社会主义环境里，某些农村人除了劳作和贫困，真不知还有什么！
“有人吗？--大婶！”我犹犹豫豫的敲门。老半天，没人应。怕是不在家吧！正欲转身，屋内好似有了点动静，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从虚掩的门缝里传出来：“谁啊--”言语中略带着一丝倦怠，三分庸懒。应该是小军的母亲了。
推开虚掩的房门，迎面扑来一股腐烂霉变的气味，黏糊糊的直冲肺腑，胃中不由的一阵翻腾。我稍微调整一下视力，以便能适应房内较暗的光线。屋内摆设极为简陋，靠北墙一张条几，下来是一张八仙桌，上面都零零散散的堆放着日用杂物：一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一个暖水瓶，一个放馍馍的篮子，几副未及洗刷的碗筷。墙壁上胡乱缠绕着电线，旁边贴着几张泛黄的不知是何年代的电影画报，早已破烂不堪。东面墙壁下放置着一张木板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衣服被褥等物（不知那些住楼房喝牛奶的’城市特困户‘是如何能获得’好心人‘的资助的）。
小军的母亲蓬乱着头发，穿一件崭新的大红棉袄；她斜坐在床沿上，一副刚睡醒的样子。那身红与室内的环境格格不入，极不协调。
“婶，是我！”我和她打招呼。
“嗯，回来啦。”她声音淡淡的，毫无表情。
感情是一时不能认出我，她两眼只定定的盯着我，上下左右的看。空空洞洞的眼神像户外窗棂上少了玻璃的黑洞，使得我莫名其妙的发怵。随即又被心中油念而升的一丝怜悯所压制。
她指指床前一个布满灰垢的小方凳让我坐。但我可不敢久留，老觉得屋内的空气中，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诡异，黏糊糊的让人窒息。我朝门外瞅瞅，佯装看看天色，边把那些钱掏出来，递过去，说：“婶，我得回了。这四百块钱是小军叫我带回给您的--他说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
话音未落，“军儿！”小军的母亲的情绪好像突然失控了。
小军的母亲哭了，像个孩子似的。
小军的母亲先是张口结舌的嚅动着嘴唇；继而双手掩面耸肩抽搐；继而素面朝天涕泪滂薄的号啕大哭起来。她坐在那里，微扬着脸，双手在腿上交替搓打：“军儿啊！娘想你呀！娘知道你还在，你咋不回来让娘看看啊……”她语无伦次的哭诉。
那种撕心裂肺，毫不掩饰的感情的迸发，让我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婶！婶！”我叫，突然觉得此时此刻什么安慰性的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只会增加她的痛楚。可怜的独守空巢的老母亲！在农村里还不知有多少个。
我从钱夹里抽出一百元钱，合并那四百块钱一并放在桌上，默默的转身离去。
（三）
回家的路上，我猛力的踩着自行车，嗓子眼里好似灌满了铅，心情异常的沉重。刺骨的寒风还在肆虐，疯狂的蹂躏着公路两旁稀稀疏疏的几棵小树。远处冬日的夕阳已消褪了它的热情，悄然隐入西方天际；铅灰色的乌云隐隐有堆积起来，一块块，一团团，像被谁丢弃的破棉絮。
看起来明天的天气又不会怎么样了！会变吗？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哼，最好下场倾盆大雨，这世道有些东西该洗刷洗刷了。
回到家，天已擦黑，正赶上吃晚饭。我望着桌面上比往日丰富的饭菜，却怎么也没有胃口。父亲捏着小瓷酒盅，眯着眼，吱吱的喝出响来。看的出，对儿子的归来，老子是颇为满意且兴奋的。
父亲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回来家都不进，--到哪去了？”像是指责，又像是询问。
“噢，到王庄军家里去了；他过年不回来，前天拿几百块钱，让我捎回来给他妈过年用。”我漫漫的答道。
“嗯！”我看到父亲睁圆了眼，手中捏着的瓷酒盅也顿在半空中。显然，他生气了。
“你这孩子，才出外几年？咋就学圆溜了。连你爹都哄。”一旁端着饭碗的母亲插上了话：“军今年七月份在广州让车撞死了；黑车，听说一个钱没赔；他娘身体本来就差，整天介的哭，可好，上个月也病死了，今儿个刚好五七。--你这孩子，咋会说瞎话了！--唉，好好的一家人……”母亲还在那里唠唠叨叨。
我惊呆了。难道我所遇见的小军和他的母亲，都是鬼？！
我原本躬着的腰身，刹那间绷的笔直。直觉的一股凉气经由地面渗入脚掌，由脚掌沿神经脉络，蚁行般往上游走；经小腿过脊椎，一直麻到头顶，鸡皮疙瘩布满了全身。原来这世上真的有鬼！
我未敢和父母作任何解释，内心深处也没有特别的恐惧。只是奇怪，原来世上万事万物，比如鬼，都是有感情的！
小军，祝福你们母子一路走好，那边的路或许会平坦一些罢。
[后记：朋友的朋友年前在外地出车祸死了。朋友说，经常梦到他。那人家境不好，是个孝子，上次竟梦到他托人带钱给家里，让父母过年用。真好孝心。云云。
半醉山人曰：嗟乎！盖人之过世，当如灯之灭。魂飞魄散，辗转成泥，化为尘埃，且不忘人世之老父母。宁不让世上欺爹骂娘之苟活者汗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