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辽宁省辽阳市在2012年8月4日遭遇的洪涝灾害中涉嫌瞒报7人死亡或失踪。央视采访事发地的李云波乡长，他承认5年前乡里就已经掌握至少六人在水灾中失踪的情况。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瞒报。去年年底，媒体曝光了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瞒报洪灾死亡人数，引起辽宁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求彻查此事。仅一山之隔，辽阳如今也被曝出类似情节。

    换句话说，辽阳瞒报是在经历舆论风暴和问责风暴过后，差点“成功”过关。

    在邻县遭遇媒体曝光后，辽阳继续瞒报倒也是可以想见的。但仍然令人诧异的是，在当时的沸沸扬扬中，当地政府居然又瞒报了这么久。

    当然，当地权力的强势介入，让民间舆论场失声，也并不是难以想见的。但是，其背后所隐匿的权力逻辑，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哪怕隔壁已在风口浪尖上，也要将瞒报进行到底。

    如此死守，背后的考量必然绕不开对预期收益和风险的考量。预期收益所直指的必然是政绩，这从当初辽阳大肆宣扬其“戮力同心、众志成城救灾”便能看出。其瞒报无人伤亡，正是要以此亮化自己的政绩，毕竟，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但是，这样的预期收益一旦遭遇曝光，便会消失殆尽。于此而言，辽阳在当时仍能死守，更多的是对风险控制的自信。包括对上一级的“彻查”风险有足够的信心--认为隔壁的彻查之火不会燃烧到自身这里来。

    从事后来看，辽阳的风险评估显然是“机智”的。在自上而下的“彻查”声音中，辽阳依然安然无事，哪怕有着同一次洪灾的背景。

    而让辽阳政府在瞒报上可能更加“自信”的是，哪怕是隔壁燃起的问责之火，在时间的推移中已经悄然熄灭。辽阳在瞒报上的桀骜难驯，也就不难想见了。

    公权力的瞒报，无论是欺上还是瞒下，都为现代治理所不容。而类似辽阳政府在瞒报上的有恃无恐，则更说明，在瞒报的问题上，不仅仅是官员政绩与社会正义的严重失衡，还有公共治理的乏力与失衡。要铲除瞒报的土壤，依然绕不开重典治乱的治理逻辑，只有形成了治理上的震慑力，才能让瞒报因看得见的高风险，不敢胡乱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