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资在西京洛阳建了一座别墅，单中堂就建了三层，其亭台楼阁之多，奇花异草之盛，一时成为洛阳之冠。当时，与王拱辰同朝为官的司马光，也在洛阳居住。不过，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区，器宇轩昂，而司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败，仅能遮风避雨。司马光正在编着《资治通鉴》，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穴居其间，埋头着作，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为“穴处者”.

    宋朝到宋神宗时期，已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承平日久，侈风渐起。司马光曾回忆说，数十年前，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下酒菜仅限于肉酱、干肉、菜羹几样，水果仅止于梨、枣、柿之类，酒薄意尽，食少情深，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鄙薄。而如今，则豪华相尚，俭陋相訾，酒若不是宫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竟然羞于请客。士大夫万一要请客，往往提前数月准备，广寻佳酿，遍搜珍禽，准备足够充分之后，才敢发请柬。倘不如此，人家不特会耻笑为小气，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越来越少，最后门前冷落鞍马稀。

    相对于日益奢侈的世风，“穴处者”司马光却一直固守底线，显得简朴、节约乃至吝啬。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深深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小时候逢年过节，长辈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他常常害羞到脸红，坚持脱下不穿。步入仕途后，他历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官至宰相。大权在握的司马光，不但对国家财产从无贪念，甚至还把皇帝给他的赏赐--这种名正言顺的“私有财产”,作为单位的办公开支。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宋仁宗在位时，每年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折合百余万两之巨。当时还是谏官的司马光三次上书说：“国有大忧，中外窘迫，在这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用赏赐所得，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没有同意他的建议，继续大把花钱施恩。于是，司马光便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

    皇帝赏赐多，工资津贴高，灰色收入足，宋朝士大夫生活十分宽裕。俗话说，“饱暖思淫欲”,纳妾蓄妓，一时成为风尚。但司马光生性恬淡，不好声色，恪守“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纳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个妻子。他与张氏结发三十余年，始终相敬如宾。因为没有生育，张氏甚急，背地给他买了一妾，他敬谢不敏。为续后，他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

    司马光做官四十余年，待遇丰厚，赏赐颇多，却始终恶衣菲食，不留余财。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手头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在同僚们把皇帝的赏赐、门生的孝敬纷纷用来置豪宅、买名车、“养小三”的时候，司马光却始终与奢华世风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几近不可理喻的程度。正如他在《训俭示康》中所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虽然淡泊简朴，但就是在洛阳的十年穷日子里，主编了《资治通鉴》这部近四百万字的历史巨着，成为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