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曾经说，有天才的女子若不想抱定独身主义，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牺牲了自己的野心与天才”,第二“是牺牲了儿女与家庭”,第三“是想同时顾全到家庭，儿女，以及女子自身的三个方面的”.

    能做到第三种境界的，在中国的精英才女中，我最推崇陈衡哲、杨步伟和后来居上的百岁杨绛。

    最挣扎、最艰辛的要数陈衡哲。作为北大最早的女教授，陈衡哲自我期待很高。她希望一边抚养孩子，一边着述。

    1925年6月9日，任鸿隽因陈衡哲生育第二个孩子，曾致信胡适说：“有一件可以奉告的，就是这个小孩子同莎菲的《西洋史》下册差不多是同时长成，同时出世的。”莎菲是陈衡哲的笔名。

    1920年夏天，陈衡哲被聘为北大教授，1921年底她就辞去了教职，回归家庭，持家兼着述。她的《西洋史》上下册，一版再版，洛阳纸贵，并被荐为高中教材；她的历史普及读物《文艺复兴小史》，亦显女教授的天才与见解。

    45岁时，陈衡哲用英文完成她的《陈衡哲早年自传》，让我们看到她在家庭、社会、国家和时代的背景下，如何掌握自己的“未来和命运”.

    而更值得陈衡哲骄傲的是她一手培养的三个孩子：女儿任以都、任以书，儿子任以安，个个都是海内外知识精英。

    精力充沛、着书写字像玩一样的杨步伟。因嫁给了语言学大师，而荒废了蒸蒸日上的妇科医生职业，一生多陪伴在丈夫身边。既是赵元任的“内务部长”,又是“外交部长”.

    在照顾家庭、抚育女儿的同时，她的建树照样令她同时期的教授太太们汗颜：她出版了《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和《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

    而她在美国期间写的《中华食谱》，竟一版再版，成为许多欧美中餐厅老板、厨师和家庭主妇的必读书。

    杨步伟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个个和母亲一样出色。

    三位才女之中，我最为钦佩仰慕的就是隐身在先生左右，从“灶下婢”到一代学者大家的杨绛。在钱钟书心目中的杨绛，是天下“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自1935年与钱钟书结婚那天起，由大家闺秀成了家庭主妇，爱丈夫，胜过自己。甘愿为钱钟书研究着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

    在钱先生写作小说《围城》时，杨绛让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她辞掉女佣，做起了“灶下婢”.

    在钱钟书和同样为大学教授的女儿钱媛相继离世后，杨先生更是隐世深居，寂寞坚守着钱钟书先生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做到了一个学贯中西学问大家遗孀的最高境界：“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一直到她92岁高龄之时，才重新提笔，继续自己着书立说的未竟事业。百岁杨绛，集翻译、研究、文学写作于一身的学者大家，这位最美的“才女贤妻”仍然在不断成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