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古希腊时代，当时着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着《历史》一书中，就记载了当时王宫宦官的一些情况。希罗多德还指出，当时希腊的宦官，来源于西亚的波斯帝国。那时的波斯人认为，被阉割后的宦官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早在公元前6世纪，着名的波斯王大流士，就曾向巴比伦和亚述地区索要阉割男童，仅一批就达500名之多。而且，当时在希腊亦出现了专门贩卖幼儿的商人。也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奴隶贸易了。
稍后的古罗马帝国，宦官在王宫就更常见了。翻阅史籍，不难发现，在克劳帝乌斯、尼禄、维特利乌斯当政时，宫廷中都有大批的宦官当差。着名的暴君尼禄甚至还宣布和宠信的太监斯普里斯结婚，同时任命宦官彼拉哥主持特务组织监视权贵和百姓。
东罗马帝国时代，宦官更是罗马皇帝不可缺少的政治助手。美国着名历史学家魏特夫先生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指出：“太监掌权在4世纪的拜占庭已经充分形成一种制度。”在东罗马帝国时代，太监占有了大部分部门的职权。在当时的十八等官制中，他们可以担任八级官职，被称作是“皇帝可信任的阶层”,可以充当指挥疆场作战的高级将领。东罗马历史上的名将纳西斯、所罗门，都是宦官出身。而宦官尤斯塔修斯·西米尼努斯和尼西塔斯，也成为名噪一时的海军统帅，宦官出身的主计官尼西福罗斯成为东罗马史上着名的改革家。
日本学者三田村太助在《宦官的秘密》一书中指出，在古代埃及，经常有寺庙僧侣们将用低价买来的6岁至10岁的男性小奴隶，用当地的医术阉割，然后用昂贵的高价卖到王宫和贵族府第，以此营生。魏特夫先生从《埃及语字典》等所引用的金字塔文件中，推断可能最早在公元前1500年时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埃及就有阉割的人。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尼罗河流域的宦官现象可能长期延续下来。
在古老的亚洲，西亚和阿拉伯世界曾经是宦官现象流行的地区，所以魏特夫曾将“中国和近东”,并列为政治宦官猖獗的两大区域。
到阿拉伯帝国兴盛时期，西亚、近东的宦官群体更是成为政治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活跃一时。美国学者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说到，到8世纪初时，阿拉伯帝国的宦官制度，随同闺房制度一起完善起来。“第一批宦官，大多数是希腊人，而且阿拉伯人是仿效拜占庭人的宦官制度的。”闺房制度相当于中国的后妃制度。希提同时推断出，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极盛时代（公元750-847年），首都巴格达王城的三分之一供皇宫内的内眷、太监和特等官吏使用。
在古代土耳其和古印度，宦官专政也曾盛极一时。有关历史记载表明，土耳其苏丹曾任命白人太监为宫廷学校的校长，专门用来训练国家文武官员，白人太监甚至被任命负责保卫苏丹私人宝库的最高官员，将教育、人事和财政大权全交给宦官。
在古印度王国，宦官称为“霍查”.那时南亚次大陆上小国林立，每一国国君都妻妾成群，役使了大量太监在王宫劳作。据说，有的小国宫廷宦官达到两万人之多。我们从玄奘西行记载中就能大致体察到这一现象。
印度的宦官一直延续近现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大城市德里、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尚存约10万宦官，他们拥有数世纪前遗留下的特权，可乘坐车辆不付车钱等。
中国周边国家中，古代朝鲜和古代越南，也曾出现宦官现象。
中国元朝时有两名载入史册《元史·宦官传》的名阉，其中之一的朴不花，原来即高丽宦官，他和高丽出身的元朝皇后奇氏一起来到元朝大都，和奇氏“情意胶固”,后来受到皇帝宠信，成为元顺帝时的权阉，元朝的覆亡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古代越南也有不少男童从小就被掠卖到中国内地为宦，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安南”（包括今天的越南及周边地区）不断用兵，许多越南小孩作为战争俘虏被进贡到内地阉为宦官。明成祖朱棣时，越南宦官阮安受到重用，成为建设新都北京城的主管。明王朝还不止一次向高丽、安南王朝索要进贡阉人，这在客观上刺激了越南、朝鲜的宦官群体，使得他们不断壮大。《明实录》中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一次就向朝鲜索要宦官200名，朝鲜宦官现象也可见一斑。
中国的宦官，产生的年代大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但是，其制度之严密、数量之庞大、左右政治之能力、影响之范围、持续时间之久远，恐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国的古史中，曾有过各式各样的对宦官的称唤。例如，寺人、奄人、阉人、宦者、中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在这些众多的名称中，寺人、奄人是史书上最早可以见到的，而在我国史书上记载的最早有姓名的宦官，也是冠以“寺人”头衔的。
古书上所能道出姓氏的最早一位宦官是寺人孟子，距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他本来是《诗经·小雅》中《巷伯》篇的作者。据史家考证，孟子（此处所说的不是战国时儒家代表孟轲）本来是个士人，因为受到谗言而被国君处了宫刑，因而成为了“寺人”.毫无疑问的是，孟子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身处陋室而心忧天下，身受宫刑而志向不改。因为据考证，《巷伯》这首诗就是作者为讥刺周幽王而写，诗中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之句，便是明证。周幽王是西周末代昏君，大好江山败亡在他的手上，他和褒姒“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早已成为千古笑谈。已成为刑余“寺人”的孟子，还给周幽王作诗上书，忧国忧民，足为中国士人的典范。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古代儒风盛行的孝悌时代，时人和后人仍尊称他为“子”,并不因他受过宫刑而藐视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