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看重钱，会赚钱，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人所共知。这与中国文人讲求的“君子固穷”背道而驰，成了很多人诟病林语堂的原因。不过，林语堂仍是该要的钱一分不少，该花的钱也慷慨解囊。

    “认钱不认人，见访诸君莫怪”

    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本想安分地靠爬格子吃饭，却发现这碗饭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容易。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高度赞扬说，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这对林语堂来说，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林语堂当仁不让是会赚钱的主儿，有经济头脑。他靠《开明英文读本》居然拿了30万大洋的版税。在那个时候，钱还很值钱，几千块钱就能买个四合院。据传说，那时候林语堂办《论语》杂志，每期都要由出版社时代公司带着稿费和编辑费去，他才给稿件。当时林住在杰斯菲尔路的一栋洋房内，门口立着写有“内有恶狗”的木牌子，时代公司的职员恨他的态度过于“犹太”,曾提议替他在木牌上续两句：“认钱不认人，见访诸君莫怪。”当然，这有些言过其实了。

    该花的钱，一点都不吝啬

    林语堂在收入上斤斤计较，可该花的钱，一点都不吝啬。林家出国前一年，夫人廖翠凤的大哥吸鸦片死了，余下的20多口人都没有工作，靠着早年的一点积蓄，坐吃山空。林语堂的姐夫去世了，留下瑞珠和8个孩子；大哥也走了，留下孤儿寡母；二哥玉霖失业，他有7个孩子；三哥处于半失业状态，三嫂体弱多病，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有这些，都是靠林语堂接济。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由于版税丰厚，林家生活富裕。1938年，林语堂总共收入3.8万美元，全家开支及接济国内难民、亲戚花去1.2万美元。林语堂对中国货币有信心，1939年初，他用1.6万美元兑换了10万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又用2.3万美元兑换13万银元，分别存7年、10年、14年，预备每个女儿22岁时，都可以领得10万银元。谁知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内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林语堂的几万美金变成废纸。

    1939年，林语堂的收入为4.2万美元，开销为1.75万美元，年底，他为夫人廖翠凤买了一枚价值1000美元的3.38克拉的钻石戒指。那时，他的《生活的艺术》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稳居榜首达52周。他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出版后，在美国多次再版，仅抗战期间销量就达25万册。虽然这么畅销，林语堂却不肯自己译成汉语，认为最合适的翻译人选，是比他小两岁的郁达夫。很显然，他欣赏郁达夫的文才，认为市场前景会好，可以让译者小赚一笔。

    可惜当时正是抗战，郁达夫的生活狼狈不堪，忙着离婚，哪有闲情来翻译他的小说。

    取之有道，用之有道

    1940年5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他再次出国时，毅然将该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时，林语堂到法国旅行，向法国一家事务所捐款4220法郎，认养了6名中国孤儿。林语堂对亲戚朋友格外关心，将《宇宙风》的版权赠给大嫂，侄女家中遭劫，他知道后，从美国寄钱给她。

    不过，聪明人也会失算，也会亏本，也会棋错一着。为研制中文打字机，林语堂投入了10多万美元，因为打字机没有投入生产，成本无法回收，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走投无路，林语堂只好卖掉了纽约的公寓和家具，用于偿还债务。此时，他准备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就在准备离美时，他收到了美国税务局发来的信函，要求他交清历年欠交的个人所得税3万多美元，否则不能离境。幸亏好友借给他一笔钱，再加上及时收到的《苏东坡传》的版税，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林语堂最穷困的时候，曾向他的美国出版商赛珍珠告贷，但赛珍珠断然拒绝。赛珍珠夫妇出版林语堂的作品，海外版和翻译版都拿50%的版税，而且版权还归他们的公司所有，而一般情况下，出版公司只拿10%的版税。1953年，林语堂才得知此事，他非常恼火，立即聘请律师向赛珍珠清算版税，并要求收回作品的版权。赛珍珠打电话给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你父亲是不是疯了？！”后经朋友调解，赛珍珠才将林的着作版权归还。

    所以说，林语堂是一个现代逍遥派，现代的道家。他爱钱，因为没有钱在现代社会是逍遥不起来的。不过，他的钱财是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他教育女儿：“金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那钱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别人。”一个人，一个文人，林语堂的金钱观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