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开放之初的时代,一切都在变革,文学亦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一群年轻的作家,打破传统的文学规范,探索文学新的形势和风格,他们的文学被称为先锋文学,他们中的许多人,苏童、格非、马原、刘索拉……在今天依旧是中国文学中最知名的作家。
30年后,先锋文学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提及,更年轻的作者和读者也不再倾向于先锋文学,甚至原本的先锋文学作家中的许多人,也都各自转型,进行新的创作。日前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论坛”上,诸多学者和作家再谈先锋文学。时过境迁,人物两非,先锋已不复先锋,今天的时代,还需要先锋文学吗?
需要打引号的先锋
先锋文学一诞生,很快就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重镇,小说、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都有先锋文学的痕迹,“先锋派小说”影响力更大。
着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说:“我们现在说的先锋文学,大概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进行先锋文学实验的作家,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先锋文学的流行,大概有10年左右,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颓势,慢慢销声匿迹了。”
何谓先锋?先锋又从何而来?李兆忠说:“讨论先锋,或许是要打个引号的。我们现在谈问题很困难,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很多时候是名实错位的,因此很难用某个概念准确地去定义某个东西。先锋文学是西方舶来的,西方文学发展到现代,能量耗尽,需要新的东西。这和西方社会的逻辑有内在的关系,即进化论的逻辑,它是一个线性发展的,不断地推翻前人,通过革命,创造新的东西,反传统,然后再反反传统,越到后来发展越快。而这一套逻辑在五四之前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尽管也讲推陈出新,但推是推敲,是从旧的东西中发展出新的,并非推翻旧的建立新的,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大都是受这套逻辑的影响。”
“五四”以后,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离开了原本的逻辑,受到更多外部的影响。李兆忠说:“西方的逻辑被引入中国,包括鲁迅、郭沫若等等一大批学者、作家,对他们来说,其实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本身国学功底深厚,又有了外部的视角,反过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更能够发现症结,对症下药。但是后来人没有这样的功底,对传统了解不足,就会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要反传统,但不知道反什么样的传统,所以说这个先锋要打个引号。这一批创作者,他们在发展论上受进化论的影响,在创作论上则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再加入自己的理解,造就了先锋文学。”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破开坚冰前头无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本就是先锋的职责。先锋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探索前路的意味。李兆忠说:“不同在于这是一条虚拟的路,最终的结果也没有走通。”
先锋文学的诞生有其背景,李兆忠说:“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学被不断地压缩,到了一个很狭窄的境地,主要以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到了’文革‘时代,连这个也被异化,现实主义也不存在了。和世界文学的潮流、前卫的文学流派就更加脱节了。到了开放之初,年轻人对那些被异化的现实主义等文学其实是比较反感的,当然现在看来,真正的现实主义有它的意义,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人们在情绪上的厌恶感非常强。再逢社会开放,西方现代派文学被大量的引进,一下子就被年轻人所接受,当时有个评论,大意是说’宁愿读一个博尔赫斯,也不读一千个巴尔扎克‘,可以从某种角度说明当时人们的情绪。当时许多年轻作家对西方现代派非常崇拜,认为这是一条康庄大道,莫言、刘索拉、格非、苏童、余华、残雪等等,比如残雪,他就是把卡夫卡的写作发展到极致,最后谁都看不懂。在当时,看不懂就是好的,看得懂的,那就不叫前卫。”
即便看不懂,先锋文学也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文学流派,李兆忠说:“先锋文学的意义,在于打破单一的文学格局,当时的知识界想要走出困境,拿西方现代派来冲击范蠡,试图打开新的局面。所以,尽管先锋文学的读者很少,但是非常受重视。当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作家,他们对于文学实验的开拓性更强,胆子更大,认为文学可以离开现实,进行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而这种纯粹的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则是在现代派的影响下诞生的。但是在今天看来,基本上是对西方现代派的模仿,再加入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某种反映。有学者曾提出,先锋文学就是一种伪现代派,不具备生存的土壤。实际上,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先锋派已显颓势,新的写实主义兴起,比如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这些文学和生活密切联系,因此受众更广。”
先锋文学为何没落
十年时间,从风靡一时,到迅速衰落,先锋文学的命运,既和社会发展的程度有关,也和先锋文学本身的特质有关。
李兆忠说:“当时的那一批作家,他们风华正茂,想要引领潮流,实际上也确实引领了潮流,先锋文学一度成为文化时尚,成为文学的制高点。当时出版市场化还没有开始,各种稀奇古怪的作品都可以出版,先锋文学在当时最先进,谁抓住了这个,谁就能占据高点。当时有一套很着名的关于西方现代派的文论集,有人就说’谁要是吃透了这套书,谁就能执文学之牛耳‘,这当然是玩笑,但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现代派当时在中国的影响。”
但先锋文学显然没有延续它的辉煌,反而快速衰落,包括许多先锋派作家,也逐渐转型,重新回到现实写作。
对此,李兆忠说:“先锋文学本身只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冲动,同时又借助外力,并非是发自内在的,因此很难有长久的生命力。文学创作是需要积累的,就好像一棵树,从树苗到大树,植根于作家的精神主体中,而作家的精神主体,又和现实有着深厚的关系。先锋派缺乏这种根基,写一两部就写不下去了。可以说,先锋文学作为一种标本,给后来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当制高点失去,根基不足的先锋文学衰落,也就自然而然。李兆忠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先锋派衰落,其中原因,第一是市场化以后,出版社很少愿意出版先锋文学作品了,因为不赚钱,谁愿意做赔钱的买卖?第二,对西方的现代派的学习冲动,也开始放缓。第三,全球化之下,很多更新的东西出来了,也同时传入了国内,比如后现代,先锋也不再先锋了,还有更先锋的。所以,先锋派文学的没落,不是没有原因的。”
警惕为创新而创新
一个大时代的弄潮儿,一个文学变革的标志性流派,30年后,渐渐只剩下记忆,当年的风华正茂,当年的意气飞扬,如今,已成明日黄花。
是追忆是纪念?是留住是忘却?李兆忠说:“先锋派中国社会受到西潮冲击,而传统文化又断裂的语境下诞生,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无可奈何的结果。它的贡献,主要在艺术技巧上的探索,把西方文学中比较新的叙事方式、结构等引进到中国。之所以只说结构、叙事方式,而不说语言,是因为他们大多不懂外语,都是从译本学习,所以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比较浅层的。远不如鲁迅、傅雷那些前辈,那些前辈们的文化引进,贡献要更大,甚至对后来的文化发展有奠基性的影响。而先锋派给后人的教训,则是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脱离现实,否则就没有长远发展的前途。实际上,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有这样的特点,受外部力量的左右,因此不是内生的,循序渐进的。”
先锋是探索,也是实验,实际上,任何时代,都需要探索,需要实验,需要不创新。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创新?李兆忠说:“艺术实验永远都是需要的,但创新应该是推陈出新的,而不仅仅是推翻旧的建立新的。更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创新当做目的,就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
创新是手段,创作更好的、更适合当代人精神需求的作品,才应该是目的。李兆忠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会中常有一种误区,即把创新当做目的,使得创新被异化,最终变成艺术的杀手。所以,要警惕为了创新而创新。当代文学最大的教训,就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风格而风格。有自己的风格就是大作家,没有就不是。文学是人的精神需求之一,只要人还存在,就会有文学,因此,只要面对灵魂,面对人的精神,认真创作,必然会有新的东西,所以,诚实地面对人生、面对灵魂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结果,不是目的,风格也一样,不能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