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文革”爆发。这场运动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长达10年的浩劫，同时也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文革”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甚至影响到亚非拉大陆。其中，坦桑尼亚受到“文革”造反派的“影响”最重。

造反派开辟“第二战场”

    坦桑尼亚是中国上个世纪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当时的坦桑尼亚得到中国很多援助项目，其中坦桑友谊纺织厂在当时就是最大的一个，有130多名专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的。而上海是“文革”的发源地，上海的纺织系统又是由造反派头目王洪文所控制，因此纺织组里不乏想夺权的人。

    纺织组的英语翻译是“文革”初期从国内派来的，此人原来是上海纺织系统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他一到坦桑尼亚，就开始“开辟第二战场”.他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中国的五星红旗，竖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放中国的“文革”音乐和毛泽东的语录歌，把工地弄成中国“文革”在海外的样板。

    这些造反派还仿效“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相互串连、共同造反的做法，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坦桑尼亚工人中去。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翻译的语言优势，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

坦桑尼亚青年团想组“绿卫兵”

    在中国造反派的影响下，坦桑尼亚青年团也想仿照中国大量印制毛泽东像章的做法，要中国为他们制做尼雷尔像章，还想在中国援建的友谊纺织厂试点，组建和红卫兵相称的绿卫兵。

    接到政府部门关于中国造反派活动的报告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对自己的政治处境充满担忧。一时间，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当时，尼雷尔正在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不但在国际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国影响的议论，而且在国内也面临很多人的反对，他本人受到很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煽动一些政治野心膨胀的人制造动乱，从而给尼雷尔的反对派提供机会。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例证，军人的借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

总统向毛泽东求援

    因为忧虑中国“文革”在坦桑尼亚的影响，1968年7月，尼雷尔第二次访问中国，和中国方面谈他的忧虑。为稳住在非洲的这个主要盟友，毛泽东在和尼雷尔会面时痛斥了由上海派到坦桑尼亚的那些造反派，说今后再有这样的人，中国决不姑息，发现一个撤回一个。

    其实在1968年初，考虑到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和前途，中国外交部门已把在坦桑尼亚搞串连的5名造反派头头调回国。当时为不给国内的造反派以压制革命群众的口实，还把反对这些造反派的纺织组组长等人也一同调回了国。回国后，这批造反派在上海被当作在国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发动“文革”的英雄，受到了盛大欢迎。造反派还说他们受到了外交部门走资派的迫害，要和外交部算账。这次，由于有了毛泽东的“圣旨”,中国外交部门造反派的气焰才收敛了一些。那个企图在坦桑尼亚开辟第二个造反战场的英文翻译，在毛泽东直接点名后被下放劳动改造，落得和被他打倒的走资派一样的下场。

    经过中国造反派的一番折腾，坦桑尼亚人对造反派十分头痛，那些照搬中国的计划都流产了。